岭南服饰具有与地理环境、时代发展相适应等特点,在中国服饰文化上占有一席之地。岭南服饰的历史变迁经历了先秦土著越人服饰为主的时期,至秦汉六朝时期受中原影响越汉服饰交融发展,成型于唐宋元明清时期,在民国时期进一步变革,焕发光彩。
史前考古
早在新石器时期,岭南先民便懂得以树叶等植物为衣,从而遮挡烈日,抵御风雨和蚊虫、野兽的袭击。
以植物的树皮为原料,经过拍打技术加工制成的无纺织布,即“树皮布”。树皮布文化与同一时期黄河、长江上下游等地区的丝绸文化形成鲜明对比,极大丰富了中国服装的历史文化内涵。
在广东中部新石器时代遗址所发现的遗存文物中有骨锥、骨针、陶纺轮等,这说明早在三、四千年前珠江三角洲地区已经出现原始纺织业。
在以深圳咸头岭遗址为代表的大湾文化区,考古发现了大量的新石器时期树皮布石拍,是中国大陆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科学性最强的与树皮布技术有关的资料。
树皮衣
先秦南越
生活在水滨的土著越人,为适应水居生活需要,其突出的特征是“断发文身”,即披散头发或椎髻,面部、身上、臂膀、大腿上文图案。
岭南气候终年温暖湿热,气温的年较差、日较差小,四季变化不明显,所以先秦岭南土著越人服饰多为开放裸出式,以简单凉快为其特点之一,流行“贯头式”衣服。考古亦发现先秦岭南土著越人有椎髻的发式。
九疑之南,陆事寡而水事众,于是人民被发文身,以像鳞虫。
——《淮南子原道训》
断发文身木俑(图片来自王维宣)
广州柳园岗汉墓中出土的断发文身木俑,前胸用墨绘卷云纹,头发全剪光,箕踞而坐。
秦汉时期
中原人移驻岭南,带来了先进的手工业技术,中原汉服饰传入岭南,与南越服饰不断融合。到东汉时期,岭南服饰逐渐演化为以汉服饰为主体的格局。
海洋交通的便利,给岭南带来开放的优势,使岭南在本土文化的基础上较早吸收了舶来文化,成为我国古代对外文化交流的窗口。这一时期,岭南也出现来自异域的外国人形象。
西汉南越王墓印花凸版(图片来自南越王博物馆》
广州南越王赵昧墓发现的青铜铸造印花凸版,是目前世界纺织史上最早的一套彩色套印工具,一套大小两件。同时出土的还有红白色丝织物,花纹与凸版火焰团相似。
六朝时期
六朝的岭南,土著居民的衣着一部分保持原有的本色服饰,一部分与移民的中原服饰融合,装饰繁缛多巧。魏晋也是多种服饰文化交融汇集的时期,道教兴盛、佛教本土化、汉化定型等文化现象,对后来低色度服饰色系、宽衫宽口裤型的审美样式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
西晋墓骑马俑(图片来自广州沙河顶西晋墓)
广州沙河顶西晋墓出土的骑马俑,主人头戴帽饰为笼冠。魏晋时期中原最为流行的是在小冠上加笼巾,称为笼冠,是集巾、冠之长而形成的一种首服。
隋唐五代
隋朝继续沿用两晋南北朝时流行的衣着,虽然小有差异,但基本形制相同。
唐朝广州成为中国的第一大港,设立了专门管理海外贸易的机构“市舶司”,并在广州首设市舶使。南北交往频繁,中外贸易发达,各族人民相互取长补短,推陈出新,服饰潮流也变得开放大气。
当时的广州,朝廷官府衙门集中,城镇汉人居多,因此多着汉服。隋唐时期的朝廷还对平民着服的颜色明确了用色范围,服黄有禁。
“广东锦”
唐代初期,广东本地纺织产品逐步进入国际市场,在日本大受欢迎,销往日本的“广东锦”至今保存于日本奈良的正仓院。
宋元时期
宋元是岭南经济开发的一个承上启下时代,基本形成广府、客家、潮汕(福佬)三大民系,汉服饰文化成为岭南服饰文化主体,少数民族服饰文化则各向分异方向发展,共同构筑起岭南服饰文化体系。
文人风范渗透到岭南服饰,表现为含蓄内敛,崇尚朴实自然,追求清新儒雅的文人风度。
东坡笠屐图,(明)朱之蕃(图片来自广东省博物馆)
东坡笠屐图,(明)朱之蕃。在不少画像中,苏轼头戴草帽,脚踩木履,宽衣博袖或巾子,直裰、领、褾(袖口)、撰(衣服的边饰)、裾均有宽边,极为宽博,腰束丝绦,系宋人拟仿古代深衣及相传“逢腋之衣”的亲民形象。
明清时期
明清岭南商品经济浪潮进一步高涨,明中叶以后岭南手工业进入兴旺时期,广绣、广彩、广雕等已闻名天下。
清代对传统服饰的变革最大,服饰的形制也最为庞杂繁缛。官宦贵族保持满汉两种服饰文化并存的服饰特征,民间则以汉族服饰为主流,民族服饰为辅。随着西风东渐,新服饰也开始流行。清政府开办学堂,操练新军,采用了西式的操衣和军服。广东是西风东渐和办洋务最早地区之一,也是这些新服饰首先流行地区。
锦纶会馆(图片来自广州日报)
锦纶会馆为旧广州纺织业的老板们聚会议事之场所,它也是广州唯一幸存的行业会馆。
民国时期
民国建立之后,岭南出现一股强烈的服装崇西潮流,西方服饰首先在广州、香港等港口城市传播,岭南人的服装穿着进入多元化时期。在岭南城镇,出现了部分人如官绅、公务员、学生等购买制服、西装等成衣的情形。
民国时期广州市市长刘纪文身穿西服照(图片来自广州市越秀区博物馆)
西关小姐
随着西式女子学堂的兴起,西关小姐走出家门进入私塾和学府,此时西方风气更甚,女生服装形制更为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