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潮汕，叫“埠”的地名有不少，如庵埠、外埠、下埠、埠尾等。当中，以庵埠最为盛名。“埠”原指船只来往较多的水边，后来多成为码头，叫做“埠头”，又进一步发展成为集市贸易的地方，即所谓的“商埠”。
历史上，潮汕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潮汕良港众多，商业发达，贸易繁荣，造就了不少商埠。最为出名的有四大商埠——庵埠、达濠埠、樟林埠与汕头埠。
一、庵埠
历史上的庵埠，是一个近海的重要港口，因其旁有庵寺，故名“庵埠”。古时的庵埠，“位于韩江西溪下游的河道分汊海溪西侧，梅溪在其南又分两汊，一由溪东港出海，一由欧汀港（亦称东港）出海，海上交通十分便利。“（1）据统计，庵埠的水域总面积约3200亩，主要有梅林湖、庵江、竹筒溪、崎沟、庵前溪、庵后溪、庄宝陇新溪、谢涧、斗门溪、亭履前溪、西埔内溪、大鱼尾港、后陇池等。
庵埠港的兴起最早可上溯到南宋时期。据考古发现，庵埠在南宋时从湖头到水吼桥一带，多处设外运货物码头。在《汕头水利志》（稿本）第四册中记载：潮安的庵埠镇，南宋此处是韩江西溪出海口，是汕头地区的古港口……从湖头到水吼桥一带，有“咸鱼路头”“咸路头”等古码头遗迹。
清初的庵埠又称龙溪都，位于韩江下游，属海阳县（今潮安区），虽然“去海三十里”，但因其“北为南桂地，西北通上莆，西南迩揭阳，东南接澄海”（2），地当三县之交，恰好是位于韩江、练江、榕江三江出海口交汇处不远的黄金位置，再加上历史上形成的自身四通八达的内河网络，成为各出海口与内河码头的最佳中转站。其时，庵埠的内河航道十分发达，上河顺着梅溪直达潮州府城，下可顺中离溪内河，北通“揭阳地美都北炮台，东北至海阳上莆都彩塘市诸处”（3）。“吴越八闽之舶，时挟资以来游”（4），庵埠“为海、揭、潮、澄之通市”（5）。
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政府正式开海贸易。《汕头海关志》记载：由于清政府开放海禁，东南沿海“帆船鳞集，瞻星戴斗而来”，舟船络绎不绝，海上一派兴旺景象。据《庵埠邓氏族谱。冠儒公家传》载：“粤东之有海关也，征收沿海商人贸易税务。清世祖章皇帝入国时，分拨从龙兵丁经理各口，日久皆归土著……而庵埠实为各口之首。”清政府解除海禁的政策，为庵埠成为“各口之首”提供了一个契机。
雍正八年设立的“庵埠海关地界”石碑
伴随着康乾盛世的出现，庵埠港进入了繁盛时期。当时的庵埠港，有潮州、樟林、东陇等潮汕沿海几个最繁荣的港口的货物汇集于此，并通过这里分别运到内地。“海（阳）、潮（阳）、揭（阳）、澄（海）四邑商贾辐辏，海船云集。”（6）港内终日热闹非凡，停满了来自各地的船只，“集百货之舟，若蜂屯蚁聚。”（7）
康熙二十四年（1685），即开海贸易的第二年，清廷设立粤海关、江海关、浙海关及闽海关等4个海关，负责管理海贸事宜。清代粤海关在庵埠设立总口收税，总管潮州府各口，为通省海关六大总口之一。据《粤海关志》提供的资料，庵埠总口下属有16个子口之多，为粤海关所属总口之最，可见庵埠港口在清代前期的地理位置有多重要。至今庵埠仍保存着雍正八年（1730）设立的“庵埠海关地界”石碑。在乾隆二十三年（1757），清政府又宣布封闭闽、浙、江三海关，仅留粤海一关对外通商。从此，粤海关便成为全国对外通商的唯一口岸。
庵埠港的兴起，促进了航运业的大发展。庵埠港作为粤东“各口之首”，商船来往更是频繁。据史载，在庵埠港内停泊并征税的商船有：往上海黄、白糖船，往潮阳木排，往琼州铁锅船，往达濠、蓬州鮀浦零星木头的货船，还有往潮阳各地渡船、往潮揭小货船、钢桩船等。此外还有米谷、陶瓷、海盐、棉纱等等，各种各样的农产品与手工业品丰富多样，令人目不暇接。从庵埠海关进口的货物有大米、黄白藤、暹绸、胡椒、木材等，出口的货物有潮州瓷器、潮州刺绣、蒜头、菜籽、爆竹、生柑、麻皮以及内地转运的药材、兽皮、丝绸、松香。大米的运输，是最常见的货物运输之一。
航运业的发达还带来了装卸业的兴旺。其装卸点外溪有咸鱼踏头、本镇码头及赐茶码头等，内溪有官路、乔林、内关、陈厝街、广济桥、万和桥、水吼桥、新桥头等。由于码头管理的纷乱，来自周围乡村的装卸工时常为了争夺客户而打架斗殴，最终清政府不得不立法示禁，以保持各码头卸货秩序的井然。据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奉宪示禁碑记载：庵埠为“海口通衢，人烟稠密，所售货物络绎往来，向来埠头货物起卸除由本店自行携担外，如需各夫挑运者，俱系附近各乡调送”。可见当时的装卸业确实很兴旺。
庵埠港的兴起，带来了商业的繁荣。史载，当时的庵埠港内有两个主要的墟市，分别是位于郭陇村的内洋墟和庵埠寨内的渡头庵墟。特别是渡头庵墟，更是周围乡镇的第一大墟。“渡头庵墟，县南六十里，即龙溪都庵埠市，海潮揭澄四邑商贾辐辏，海船云集，逐日市。”（8）而渡头庵墟所在的庵埠寨，也成为海阳地区的商业中心，据光绪十六年（1899）倪思铎《重开庵埠寨涵记略》载：“郡（指海阳县）之南有庵埠，海邑一大市镇也。埠有寨，创于唐。为圆城，周围可三百丈，有门七，曰亨利，曰聚星、曰米街、曰马陇、曰拱阳、曰秉利、曰水吼，内皆商贾所居。”当时的地方官员蓝鼎元也发出这样的惊叹：“城南六十里为庵埠，迩海烟火万家，商贾百货所集也。”（9）
对外贸易的频繁，使在庵埠本地流通的货币多样化。据史料记载，乾隆之前已有英国等地的银元流入，称番银。乾隆年间从日本和安南流入铜箔钱，有“光中”“景盛”等年号。道光间，流通的外国银分花边银和杂港银，此外还有从日本等国流入的“大洋”。另外，为了适应市场的需要，典当业也应运而生，如内关太平门的裕隆当、官里的日升当，万和当，都是在这段时期开业。
由于溪东港前内海的淤积，使得商船停泊的地点外移，聚集于比庵埠港地理位置更优越的汕头港。汕头港的兴起，使得潮汕的商贸“今则尽泊汕头东陇港两埠矣”（10）。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之前，双溪嘴作为韩江下游通海的要口已渐渐淤塞，泄洪缓慢。每当大雨，韩江水奔腾而下，“灌入庵埠内沙，而南桂、上莆、龙溪、遂成巨浸。”（11）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在汕头的妈屿岛设立潮海关，庵埠总口降为小口，原来的重要政治地位也被汕头所取代。到1931年，庵埠海关最终撤销，庵埠港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二、樟林埠
樟林古港位于澄海东里樟林，古港遗址东起新兴街，西熠墩脚，南起叶厝园，北至天后宫，占地面积4.6平方公里，港埠面积约2平方公里。
始于雍正元年（1723）的红头船贸易，最先兴起于樟林，樟林乃是红头船的故乡。据史料记载，至咸丰时，樟林港远洋的红头船多达一百多艘。每年乘季候风，北上宁波、苏杭、上海、天津、青岛、大连、日本；南下番琼、安南、暹罗、实叻、三宝陇、苏门答腊、文莱、北婆罗洲、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地。
自入清之后， “ 各属出洋者， 必来樟林赴船”，樟林港成为“闽粤浙客”的“往来要衢”，承担着“分达诸邑”“转输全潮”的海运任务，成为潮汕早期的海上门户、丝绸之路。《澄海县志》记载，“每当春秋风信，扬帆捆载而来者，不下千百计。高牙错处，民物滋丰，握算持筹，居奇囤积，为海隅一大都会。”樟林港名扬海内外。光绪元年（1885），英国出版的世界地图已赫然标上“樟林”的名字，发来中国的英国货物，只要写上“中国樟林”，就能够收到。昔日樟林港口有一胜景叫做“仙人翻册”，讲的便是遥观“帆随船转”变化的景象。当海船张帆乘风入港而来，由于航道转向，船和帆也必须随着转向，远看犹如仙人无形的手在一页一页地翻过书册一样，蔚为奇观。
粤海关在澄海设立税口共5处：樟林口、东陇口、南洋口、卡路口、南关口。广东省在澄海征得的税银占总金额的1/5，12而樟林口居五口之首。由此可见樟林港埠发展之快速，地位之重要。
樟林港的繁荣昌盛，推动了樟林港商埠的发达。自雍正元年至乾隆五十六年（1723—1791）大约70年的时间，是樟林港埠早期的黄金时代。这时，樟林港“六社八街”商埠格局已经形成。
所谓“六社八街”，指的是港埠中心的仙桥、长发、古新、广盛、顺兴、洽兴、永兴、商园等8道大街，以及围绕的外围——东、西、南、北社及塘西、新陇等6个村社，后又扩增三条街道共数百间铺屋。其中，仙桥街和长发街最繁盛，仙桥街拥有商店和作坊60余家，故有“金仙桥，银长发”美称。但这些铺屋各营其业，有海产、豆行、米行、布行、药材行、茶行、洋行、当铺、日杂、百货、染织、糖房、火砻、打铁、打石、渔网、竹篾、屠宰等。
新兴街是樟林古港继“六社八街”又增建三街之后，最终建设且保存至今的仅有一街。该街建于嘉庆七年（1802），已有200多年的历史。全街长达200米，由54间两层楼的货栈组成。每间货栈宽5米，长10米。栈房巨楹厚板，精灰厚墙，质量特优，可囤积大批货物。栈房前门向着街道，后门连接内港，临内港处，设石门、水闸各一个和小码头一处，便于制水和起卸货物。当停泊在外港红头船上的货物要运进内港时，改用小船载入，直达小码头，然后搬进栈房，省时省力，通畅无阻。
新兴街口东南面有一高大建筑物，建筑物的大门匾上书“永定楼”三个大字。这座建筑物占地约800平方米，是货仓和航标两用的实用建筑。据称，当年楼上挂着红色的航灯，红头船进入南澳海面即可见到。街的入口处，是一座小石牌坊，牌坊匾额书“新兴街”街名，临内街一面，又书狂草“紫气东来”四字。街中部转弯处有一大码头，设有石门、木闸制水，码头对岸为南社。码头东侧，有一“即南海”小庙，俗称“阿娘祠”，供奉南海观世音。据口碑，原街南面出口处，还有石牌坊四座，其中一座系书法家吴殿邦手书“入门思敬”，今已无存，仅存出口一座，也书街名。值得一提的是，栈房中有两处富寓史考价值的超脱建筑：一是“安平栈”，该栈一砖一瓦，一楹一柱，保留完美，门前匾额上“安平栈”三个大字十分清楚，栈内有一碑记，说明兴建年代及资金等情况，其余结构布局，保留原状，进之如闻古港涛声，古风犹存。二是“藏楼”，相传是红头船主巨贾蔡彦（澄海程洋岗人）之寓所，也是栈房住屋两用的建筑。据新兴街一位100多岁老者称，从他懂事至今新兴街面目依旧。由此可见，新兴街是樟林古港最繁荣时期的一个历史缩影，记录了18世纪初叶樟林古港的经济、政治、人文和民俗风情等情况，印证了古港的历史地位：它是潮人对外拓展、对内繁荣经济的忠实历史见证。
古港遗址现保留有潮汕地区规模最大的妈祖宫（天后宫）并有“藏资楼”“永定楼”“货栈街（新兴街）”“观海楼”“风伯庙”“关部税口”“巡检司旧址”以及行铺、栈房等遗迹和一批石刻碑记，其中“天后宫”保存的碑记就有22方。1990年又新建一座古港亭，吴南生题“樟林古港”碑匾，作家秦牧撰写碑记。
由于海道逐渐淤塞，至同治年间樟林东面已成沙田，港内出海路程不下十里；更是由于汕头开埠，汕头港崛起，樟林古港日益衰落，樟林商埠也辉煌难再。
三、达濠埠
达濠古为潮阳县管辖，称“踏头埔”。“踏头”是潮州方言用词，指岸边石阶，引申为码头。“踏头埔”这个名字蕴含了水滨码头、临水成市的含义。清顺治年间，由于谐音，才开始正式写作“达濠埠”，进而简写为“达濠”或“达埠”（达埠往往单指达濠乡）。
达濠港
康熙《潮阳县志。乡都》“踏头埔”条中记：“招收名为千金港，货船渔舟聚集之处，多于此设埠开市。”康熙二十三年（1684），粤海关成立，即设立达濠口，对过往商船进行抽税。嘉庆《潮阳县志》卷三“城池”“达濠城”条记“前橫一河，即达濠港，港内商渔船只千艘，湾泊东西两岸。”
清代达濠驻有招宁司巡检、达濠守备、招收场大使，又设海关达濠口，既是军事雄镇，又是繁盛的商埠，达濠河渡口成为“琼南广惠往来商船停泊之处”13.清人杨英在其《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中说：“达濠埔可以抛泊海艘、通运粮米，资其富饶，且须由南洋鱟澳过达濠埔方可至县。”商贸业的长盛不衰，使达濠成为东南沿海重要的商业集散地，被誉为“潮汕四大古镇之首”。
达濠港的兴起，推动了商埠的兴起与发展。一是人口的增长。四通八达，商贾辐辏的达濠港，吸引各地居民到此落户定居，形成陈、杨、吴、郑、张、余、翁、李、邱、朱、纪、梅等多姓聚集的区域。
二是街区的扩容。达濠港的兴起，推动了达埠、赤港、青篮三乡沿濠江边为商业聚集的地方，将三乡联结为一个整体，历史上形成了许多老街。如达濠城东门外永濠街，西自城内，东至巡司埠，全长350米，由原永茂、油园、东濠三街合并而成。其南有永兴街、古井街、米安街、长安街、古竹街、永顺街、太和街、泰安街、厂前街、通兴街、康和街、和美街等。古竹街俗称竹篾街，是原来制售竹制品集中的地方。西濠门外为新兴街，往西在西门头接海旁路，因形成于清末民初而得名。
永宁街和苏州街在三角铺与永濠街中段汇合。苏州街南北走向，其西面原临达濠坑（今为西田路），原长百余米，今存七十米，街两旁为两层单开间木构楼房，楼下门两边木板取下即是做生意的楼面，二楼则用作居住。街北原有于乾隆二十八年重修的永宁桥往西通往陆厝池。苏州街南侧一段清代楼面街貌保留较好。
新兴街14号朱厝建于康熙年间，比兴建达濠城还要早，当时厝前还未建起楼房，视线可直达河西赤砂埔。因濠江在赤砂埔前有一弯曲，帆船经过风帆片片翻转，有如关公翻册。
达濠港的兴起，推动了祠堂的兴建。营建祠堂以奉祀祖先，凝聚宗亲，这是传统社会的一种文化现象。因经商行贸而发达富裕的达濠人，要做的一件重要事情，就是集资建祠堂，特别是红头船商人。根据相关材料显示，达濠三乡的祠堂众多。达埠有吴、郑、张、余、翁、李、邱、朱、纪、陈等姓14座；赤港有陈、林、翁、谢、杨、许、曾等姓11座；青篮有李、徐、蔡、黄、林、梅、詹、吴等姓17座。14这些祠堂大多建造或修缮于清代。
不少祠堂是红头船商人建造的。达濠有“红字雅祠堂，乌字雅花园”的俗语，是说红字祠（吴氏家庙）在众多祠堂中是最漂亮的一座。红字祠和乌字祠建于乾隆年间，建这两座祠堂的是吴氏兄弟，具为红船主，贩运上海，致富而兴建祠堂。因祠堂建造精雕细琢、工艺超群而享誉地方。
达濠港的兴起，推动了民间信仰崇拜的发展。海边、商埠多拜海神妈祖与财神关帝。作为“海上保护神”，妈祖既是渔民的保护神，也是行船航海人的保护神。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妈祖庙之多，妈祖崇拜之盛，反映着一个地方港口的繁荣发达。在达濠埠短短700多米的濠江岸线上，就分布了4座天后宫。
濠江岸线原在厂前街一线，数百年后南推至海旁路，至20世纪90年代初又移至沿江路。现在厂前街离濠江岸有180米的距离。厂前街西端就有一座天后古庙，俗称达濠埠妈祖宫。嘉庆《潮阳县志》载：“在达濠埠中，建自何年无可稽考。雍正乙巳年腊月重修。埠众、漁船共祀之。”达濠埠天后宫于道光六年（1826）、光绪十八年（1892）、1990年三次重修。庙门外两壁有光绪十八年刻诗：
（左）“维兹天后，闺中养真。莆田身化，谢脱凡尘。母仪坤德，昭代功臣。慈航利济，实筏通津。 恩加海岛，九州皆春。濠江保障，威灵圣神。“
（右）“怀我圣母，赫赫休扬。伣天之妹，降福穰穰。狂澜力障，舟济平康。两埠商旅，食德莫忘。千秋崇祀，俎豆馨香。焕新庙宇，益著恩光。“
除这座天后宫外，嘉庆《潮阳县志》还记载了河渡、下尾、生祠前3座天后宫。达濠天后宫之多，足见达濠古港的商业贸易繁盛和极大影响力。
在濠江，几乎每座村落都有关帝庙。濠江诸多关帝庙中，最为出名的是达濠厂前街关圣古庙，俗称关爷宫。该庙始建未详，重修于乾隆二年（1737）、咸丰二年（1852），1991年再修。关爷宫所处位置是达濠繁华闹市中心，各种铺户林立，商业发达。清代曾由商铺间印刷“镭票”（“镭”，潮汕话是古铜币的意思，“镭票”即银票）作为一种有价证券在海外流通，因此地利，关爷宫香火鼎盛，信众尤以从商者为最。
四、汕头埠
汕头港最早是“沙汕头港”，与溪东港处于同一内海湾，而更靠近妈屿口。其以梅溪为航道，可与潮安、澄海上下交通；横过牛田洋则可达潮阳、惠来；溯榕江又可抵揭阳、普宁；东出妈屿口，直通外海，辐射全球。
自康熙二十二年（1683）平定台湾、取消海禁之后，汕头一带沿海航运贸易繁忙。康熙五十六年（1717），清政府在沙汕头设烟墩、筑炮台，后成为海盐转运码头。咸丰年间，潮州府辖内的原鮀浦港、溪东港、庵埠港、樟林港由于滩涂污积，“沙汕头”港遂取而代之，成为粤东的重要门户。雍正八年（1730），清廷在厦岭天妃宫设立税站，时称“汕头口”，从此“汕头”这一地名逐渐确立。至嘉庆十四年（1809），因商船停泊越来越多，被称作“沙汕头港”。
由于航运贸易的逐渐繁荣，港埠也逐渐形成。嘉庆《澄海县志》称：“邑自展复以来，海不扬波，富商巨贾，舆贩他省，上溯津闽，下通台厦，每当春秋风信，东西两港以及溪东、南关、沙汕头，东陇港之间，扬帆困载而来者，不下千百计。”咸丰三年（1853），粤海关在汕头港的妈屿岛上设立常关，即是潮州府海关总口，也称为新关，取代了原庵埠总口的地位，以方便办理海关事宜。
鸦片战争后，列强们在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大门，除了在《南京条约》中规定的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通商地点进行贸易活动，还将贸易扩至其他港口城市，汕头就是其中之一。他们将船只开进汕头港的妈屿岛海面，派遣外国商人和传教士进驻妈屿岛，进行商业贸易和传教活动。
1856年，英、法联军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1858年6月26日、27日，清政府分别与英、法、美、俄签订《天津条约》，增开潮州（汕头）、琼州、台湾等10处为对外通商口岸。1860年1月1日，潮州（汕头）如期对美开市，在汕头港口门的妈屿岛上设立“潮海关”。至此，汕头正式开埠。开埠后，汕头成了外贸入倾、内贸输出的黄金海岸。“自咸同间开汕头为商埠，交通事业日进千里，曾不百年，凡轮船、铁路、公路、邮电、航空靡弗具举”（15）；汕头“外贸之销售内地者日益繁多，内地产物之运售海外者亦较百十年前激增倍徙，由是而贸易之事日加繁盛”（16）：“舟车云集，商旅辐辏，内则惠梅二州、赣南七县、闽南八县资为挹注，外则握南洋贸易之枢纽”（17），成为内外贸易的一大中心。随着以汕头为中心的商贸网络、交通网络和近代工业体系的建立，不仅“洋船昔之泊于樟林港者，亦转而泊沙汕头，人烟辐辏，浮积加广”（18）。汕头成为“远东地区唯一有点商业意义的口岸”（19）。
开埠推动了汕头港的进一步开放。从19世纪60年代末期，外商纷纷来汕头开设洋行、商船会社和航业公司等机构。据调查，当时英、德、日、美、荷等国在汕开设的洋行、商店、旅馆等共有56家。20到20世纪30年代，汕头已成为粤东、赣南、闽西南的一个重要的货物集散地和中国东南沿海的国际性海港。1933年，进出汕头的轮船达到4478艘，总吨位675万多吨；港口吞吐量占全国沿海各港口货运量的8.76%，仅次于上海、广州而居全国第三位。21据该年统计，全市各种商行达3441家，交易额为6.92亿元。至民国初年，汕头商贸不仅盛居全国第七，22而且牢牢控制着汕—香—暹—叻国际贸易圈，英、美、法、德、日、俄、荷、比等8个国家曾在汕头设领事馆，成为国内外著名的百载商埠。
汕头埠
商贸的繁盛，推动了汕头以小公园为中心的商业闹市区的形成。小公园以“中山纪念亭”为发端，呈扇形放射出安平路、生平路、国平路、同平路等夹路两边周围富有特色的骑楼街道，构成“四永一升平，四安一镇邦”格局。“四永一升平”是永安、永和、永泰、永兴街和升平路；而怡安、棉安、万安、吉安街和镇邦路为“四安一镇邦”。“四永一升平、四安一镇”邦构成了旧时汕头这座百载商埠的一幅活生生的《清明上河图》。而英国领事署与日本领事馆等近代洋人建筑、潮海关、南生公司、永平酒楼、邮政总局大楼、胡文虎大楼、漳潮会馆、六邑会馆以及众多的侨批局，无不展示汕头百载商埠的辉煌。
参考文献：（1）（3）（13）黄挺，杜经国：《潮汕古代商贸港口研究》，载《潮学研究》，1993 年第1 期。
（2）（4）张士琏：雍正《海阳县志》卷八，第219 页。
（5）（6）（8） 周硕勋：乾隆《潮州府志》卷三十四，第834 页。
（7）周硕勋：乾隆《潮州府志》卷五，第68 页。
（9）郑焕隆：《蓝鼎元论潮文集》，海天出版社1993 年版，第14 页。
（10）李书吉：嘉庆《澄海县志》卷二，第219 页。
（11）庵埠志编纂委员会：《庵埠志》，新华出版社1990 年版，第65 页，第306 页。
（12） 陈训先：《樟林古港与泰国澄海人》，载《樟林古港》，汕头市政协学习和文史委员会、澄海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04 年版，第137 页。
（14） 许瑛，陈坤达主编：《我们濠江》，汕头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171 页。
（15）（17）（18）饶宗颐总纂：《潮州志。实业志。商业》，龙门书店1965 年版。
（16） 温廷敬著：《大埔县志。民生志。贸易》。
（1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第38 页。
（20） 王琳乾，邓特主编：《汕头市志》第3 册，新华出版社1999 年版，第1 页。
（21） 杜松年著：《潮汕大文化》，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 年版，第102 页。
（22） 林伦伦，吴勤生著：《潮汕文化大观》，花城出版社2001 年版，第66 页。
（作者单位：汕头职业技术学院潮汕历史文化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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