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好了么？时刻准备着，……滴滴答滴答滴滴答滴答。”稚嫰的童声进行曲，坚定有力，充满信心。这是1957年摄制、1958年上映的电影故事片《红孩子》的主题曲，给当时儿童的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念念不忘。“准备好了，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时刻准备着！”
这部电影的曲作家是张棣昌，广东梅县人，1918年出生，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90年逝世，享年72岁。他是我国著名的电影音乐家，曾担任中国音乐家协会广东分会（后改为广东省音乐家协会）主席、中国音乐家协会常务理事和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至今一直深受人们喜爱和广为传唱的电影歌曲《人说山西好风光》，正是张棣昌谱的曲。
2018年是张棣昌诞辰一百周年，我再次阅读已经多次读过的张棣昌的遗稿，再次观看1989年录制的专题片《民族之声：记电影作曲家张棣昌》，再次聆听他的电影音乐作品，在追思中向经典致敬，在向经典致敬中再次领悟隽永的哲理。
一、脚踏在祖国的大地上
张棣昌1918年12月26日出生于广东省梅县张家围，两岁时随父母侨居印度尼西亚孟加锡，1932年怀着“为战胜日寇、为祖国富强而捐躯的抱负”，经香港、广州、上海，到达南京，又踏上了祖国的土地。在南京，他先后就读于南京中央大学附中、南京国立体育专科学校。但是，一心想投奔祖国抗日救国战场的张棣昌，在南京却失去了希望。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在进步同学的帮助下，张棣昌投奔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1938年3月被保送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同年冬调八路军留守兵团三八五旅政治部宣传队任音乐教员兼政治教导队文娱教员。延安，“那里，才是我实现理想、抱负的真正地方。”
1939年张棣昌考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学习。从此，张棣昌的人生进了一个新天地，音乐的创作之路也从此时此地出发。爱国、救国、建国的心灵，化作了他的艺术创作的主旋律。他每一部作品，无不打下无法磨灭的时代情感的烙印。
1940年以来，张棣昌创作了歌曲《八路军留守兵团歌》《撵走美国狼》《反对内战》《运军粮》《我们高举鲁迅的战旗》、联唱《铁树开花》、秧歌剧《全家光荣》等百余首，其中《八路军留守兵团歌》在八路军中一举成名。1948年，张棣昌被调到东北电影制片厂（后更名为长春电影制片厂）首任作曲组组长，开启了专门为电影而创作的电影音乐创作之路，成为新中国电影音乐事业的开拓者之一，是中国电影音乐界一个时代性的代表人物。
《人说山西好风光》歌曲
从1948年到1980年 ，张棣昌创作了27部电影音乐作品，其中5部是电影纪录片：《最后战役》（与黄淮合作）、《东北三年》《北平入城式》《大丰收》《光辉的道路》，22部是电影故事片：《回到自己的队伍》（与吴因、巩志伟合作）、《赵一曼》《保卫胜利果实》《丰收》《土地》《伤疤的故事》《神秘的旅伴》《边寨烽火》《试航》《红孩子》《党的女儿》《战火中的青春》《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上集）》《冬梅》《甲午风云》《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续集）》《独立大队》《伐木人》《艳阳天》（与全如玢合作）、《金光大道》《山村新人》（与高凤合作）、《春眠不觉晓》。
在张棣昌创作的电影音乐作品中，不乏优秀精品，有的成为了经典。例如《神秘的旅伴》插曲《缅桂花开十里香》、《红孩子》插曲《共产儿童团团歌》、《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插曲《幸福不会从天降》《人说山西好风光》、《党的女儿》插曲《兴国山歌》、《艳阳天》插曲《群雁高飞头雁领》等深受人们的喜爱，不仅为当时流行传唱，而且至今仍广为传唱。尤为突出的是《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续集）》插曲《人说山西好风光》，家喻户晓，在1989年由中国音乐家协会等主办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唤起我美好回忆那些歌”的评选活动中荣获优秀作品奖，常唱常新，堪称中国民歌的经典之作。
二、表现人的思想感情是电影音乐本身功能的特性
张棣昌在《我的电影音乐创作之路》中总结概括了他的电影音乐观：“电影音乐本身功能的特性，它最擅长表现什么呢？最主要的应该说是表现人、人的思想感情。”这是他的电影音乐创作之路，是从长期进行艺术创作实践中经过冷静理性思考总结出来的至理名言。
1950年张棣昌在创作电影《赵一曼》的音乐时，开始也读了不少抗联的书籍，听了抗联同志的报告，参观了烈士馆，虽然感动，但还没有把看到的听到的宝贵素材消化成自己的实感。后来到关押赵一曼的牢房和刑房和了解了杨靖宇事迹，激起了思想感情上最大的波动，产生了强烈的联想。他总结说：“要写好《赵一曼》这部反映东北抗联有代表性的影片，应该挖取和表现出它的思想内容，要看到敌人的疯狂嚣张正伴随着它即将崩溃灭亡的预兆，杨靖宇、赵一曼等烈士的伟大壮举赢来了光芒四射的革命火花。我就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完成了《赵一曼》影片音乐创作的。”
张棣昌认为，电影音乐创作，首先要扎扎实实地到生活中去掌握第一手材料，然后再考虑其他问题。“第一要在深入生活当中找到有概括性的中心事件和感情上的依据，这个时候来进行创作、来考虑问题就比较深刻一些。……第二分析研究剧本时，在戏剧情节矛盾冲突中结合生活联想能激起感情上的冲动，易于流出真情实感的时候，再进行温习选择音乐素材，触角就更敏锐，不至于对众多的如汪洋大海般的音乐素材中不知从何下手。”张棣昌在1953年反映土地革命的电影《土地》音乐的创作时，就是这样做的。他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到湖北、湖南一带深入生活并收集音乐素材等，最使他受到极深刻教育和震动感情的事，是一位双目失明的贫苦老大娘在诉说中讲道：“我的苦是整的哟！”张棣昌从这位老大娘的苦难经历当中找到了有概括性的中心事件和充满感情的依据，形成提炼主题音乐的核心，写出农民革命的急风暴雨、雷霆万钧之势，从湖南花鼓戏的音乐中扎根，来提炼写出全片的主要音乐，并发挥这段乐曲本身既可以发展又可以衔接其他乐曲的优点，根据剧情的需要和其他乐曲相互交替和发展，使乐曲呈现出表现人们思想感情的具体音乐形象。
张棣昌认为，要写好一部电影音乐，在处理好生活与创作关系的基础上，还要着重解决音乐特色问题。“第一必须塑造出具有鲜明而准确、与影片剧情人物相吻合的音乐形象，这是根本。第二要有自己民族的风格、音调和表现形式。”1955年他在创作反特电影《神秘的旅伴》的音乐时，在深入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生活中着重的有针对性的去了解彝族青年爱情生活，掌握他们在谈情说爱方面的方式和传统习惯等，在音乐上处理是这样的：“1、抒情、优美、动人、容易上口；2、根据人物性格的不同创作出不同的旋律；3、要丰富多彩、源于生活、高于生活；4、要突破以往歌颂爱情歌曲的表现手法（齐唱），后段我是用重唱对立表现手法，来歌唱这对青年的爱情，写出了这首歌曲。”1956年创作《边寨烽火》的音乐时，张棣昌考虑了很长时间，最后从景颇族常用单筒竹子音乐中得到启发，根据它很有特色的音调结构，发展变化构成全影片的音乐，用这些音乐表现了景颇族的强悍的性格、居高临下长期在高山生活特定的情景。1959年到1963年在创作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上集）（续集）》的音乐时，张棣昌根据影片内容和人物性格特点的要求，注意运用地方音乐有特色的各种表现手段。为此，他和词作者乔羽从山西太原出发，沿着汾河两岸走遍了晋中晋南一带地区，收集了很多山西有名小调，看了北路、南路、中路的梆子，听了包括晋南秧歌鼓点等等很多音乐唱腔，还掌握山西语言特点和熟悉山西腔调。在此基础上，张棣昌精心应用山西民歌的音调和调式，又有所变化，使电影乐曲和歌曲突出山西味比较浓，有情调有特色，好听又流畅。
张棣昌在改编运用历史音乐作品中，既弘扬了优秀历史音乐作品的鲜明旋律和历史真实性，又注入了新时代的情感而赋予当代的价值。1957年他在创作电影《红孩子》的音乐时，有意识应用了当年苏区流行的儿歌《共产儿童团歌》，做了整理改编。他后来说：“我所以要选定这首儿歌是因为它能反映影片的剧情内容，体现其时代背景的真实性，有新意，也有代表性。我设想了一下，假如我自己重新来创作能不能写好这首歌，也有可能，但是要达到现在这样的效果就不一定。原因是：第一，创作时间短促，要想超过《共产儿童团歌》的水平是不大容易的；第二，好的作品往往需要比较广泛有力的宣传和时间的考验，才能起到效果；第三，运用原来的歌曲首先要符合剧情人物内心感情和时代背景使作品有历史的真实性。同时通过我们运用这些历史歌曲在新的历史时期又给予它新的光辉，而起到宣传教育作用。”1962年他在创作电影《甲午风云》的音乐时，又成功地运用了历史名曲《十面埋伏》琵琶曲，来表现剧中主要人物邓世昌被罢官后的心情。张棣昌这样阐释：“我为什么用这首曲子呢？是这样考虑的，邓世昌是满清北洋军舰的管带（舰长），曾经到英国考察过，当时他在北洋海军里是积极主战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有很高的文化素养，他擅长琴、棋、书、画，会弹一首好琵琶。他这么个人物在他被罢官时用什么曲子表现他的心情，我考虑再三，觉得用《十面埋伏》乐曲最适于他此时的心情。”他认为：“只要这些好的作品能跟剧情结合又有时代感和民族特点，这些作品就能够为广大群众所接受而又重新产生好的作用。”
三、流行音乐需要肯定、控制和提高
当历史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国改革开放大潮推动了文化艺术的变革和发展，当时流行音乐在南方沿海一些省市尤其是在广东广州风靡一时。对此人们议论纷纷，各持己见，有的拍手叫好，有的盲目效仿，有的感到厌恶，有的则表示担心。这时，张棣昌担任中国音乐家协会广东分会（后改为广东省音乐家协会）主席，是广东省音乐界的领军人物。他经过考察、研究、分析和论证，对流行音乐提出了鲜明和简明的意见：“一是肯定，二是控制，三是提高”。
为何肯定？张棣昌从艺术形式、人民需求和积极作用三个方面做出阐述，并指出，“那种想把流行音乐一笔抹掉，甚至视为洪水猛兽的看法是不准确的。” 首先，“流行音乐是必不可少的一种艺术形式。”他认为，不管怎么划分，流行音乐总是音乐的外延，是音乐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没有流行音乐，音乐就是一个残缺不全的非完整的音乐，音乐艺术各种形式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竞争，发展繁荣就难以实现。“既然如此，那么流行音乐就应该肯定和发展。”张棣昌还从政治高度来阐明他的思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给音乐艺术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天地，音乐领域真正出现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局面。在这种形势下，流行音乐应运而进。因此，我们应该珍惜和爱护它。”其二，“人民群众需要流行音乐。”他认为，一般地讲，流行音乐以直接、坦露的内容，简朴的旋律，强烈的节奏和通俗的演唱方法而受到群众，特别是青年的欢迎，其中一个原因正是流行音乐满足了群众的某种需要。其三，“流行音乐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他以历史的世界的视野指出，流行音乐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今天，世界各国都产生过许多积极而有意义的作品，既能反映人民的生活与现实，也能起着团结、教育人民的作用。他举例证明：“三十年代的黑人歌手保罗·罗伯逊演唱的《老人河》，曾唤起多少人对被侮辱被压迫的黑人的同情。当日本青年随着歌手唱着《与幻想的翅膀在火焰中消失》的时候，意味着他们不愿重蹈军国主义的覆辙，当军国主义的牺牲品。在今天，当四十个国家著名歌手在美国为非洲灾民募捐义演时，又唱起了《天下兄弟是一家》。在我国广为流行的《让世界充满爱》的歌曲，充分表达了中国人民追求正义、和平和幸福的美好愿望。”
何以控制？张棣昌提出，肯定流行音乐并不是任其自然发展，并非所有的流行音乐都是好的，都是受群众欢迎的，这就要引起宣传、新闻、教育、文艺部门，音乐工作者和人民群众的注意，需要对流行音乐加以控制。他从当时流行音乐的数量、质量、形式和后果等四个方面进行了分析，认为“流行音乐无节制地发展，势必要干扰民族音乐和严肃音乐的发展。长期这样，音乐艺术就会畸形发展，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他提出“要坚决反对和抵制那些片面追求、盲目模仿不健康流行音乐的倾向，使流行音乐真正成为有利于四项基本原则，有利于人民群众身心健康的艺术品。”
怎样提高？张棣昌从演出者、创作上、演唱上和管理部门等四个方面，提出了务实操作性很强的意见。一是“演出者要有健康高尚的格调，要不断提高自己的艺术性，而不是盲目的追求刺激性。……要从音乐本身的艺术规律出发，吸收、改革国外先进的艺术技巧，不断地提高自己的艺术性。”二是“在创作上要写一些健康向上，鼓舞人民斗志的歌曲，也要写一些爱情歌曲和反映生活的歌曲。”三是“在演唱方法上要改革、创新。……根据中华民族的特点，创造出自己的新东西。这样，流行音乐才有新的生命和发展前途。”四是“有关部门要重视对流行音乐的提高问题。流行音乐的提高，不仅仅是音乐工作者的事，特别是宣传、新闻、教育、文化等部门，应该把提高流行音乐当做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任务来抓。”
张棣昌对流行音乐的这些主张，渗透出他长期以来追求音乐的人民性、民族性、地方性特色的理念，为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流行音乐的健康发展和推动广东原创流行音乐的发展，起了积极的和重要的推动作用。
张棣昌电影音乐艺术之树常青！
（作者单位：广东省文联、广东省电影家协会）
注：
本文在写作中参考了张棣昌《脚踏在祖国的大地上》《我的电影音乐创作之路》《流行音乐需要控制和提高》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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