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褒、冼玉清与《陈子褒先生教育遗议》

　　陈子褒（1862—1922），名荣衮，字子褒，号耐庵，广东新会外海人。①他晚清举人出身，是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的同乡兼师弟，是晚清民国推行新式教育、蜚声省港澳的著名教育家。戊戌变法后，陈子褒东渡日本，考察日本新式教育，受日本平民启蒙教育启发，立志为中国平民兴办教育。归国之后先后于澳门、香港设馆教学，开展民众启蒙教育，生平授徒数千人，是中国近代教育改革的先驱。

　　陈子褒著述甚丰，生前编写出版新式启蒙教科书数十种，另外留存有一批教育改革、新式教育研究的遗稿。该批遗稿虽然由他本人在生前整理成册，但由于时局动荡，陈去世多年后仍迟迟不能出版。幸运的是，其弟子们出于对老师的敬仰，一直珍爱、保护着陈子褒的遗文手稿，也一直等待着公开出版的机会。1953年，其弟子区朗若、冼玉清、陈德芸等将其遗稿收集整理，命名《陈子褒先生教育遗议》予以公开出版，彼时距陈子褒逝世之期已相隔30年。

　　《陈子褒先生教育遗议》是陈子褒生前最重要的著述，反映了他作为中国最早一批新式教育改革倡导者的思想形成和演变，是中国近代教育史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回顾《陈子褒先生教育遗议》一书的编辑出版过程，可谓是好事多磨、一波三折。陈氏门下学生自他逝世之日起就开始谋划此书的出版。可惜时逢乱世，出书设想一拖再拖，甚至几度遭遇遗著手稿险些毁于战乱等惊险危急时刻。

　　回顾《陈子褒先生教育遗议》一书的出版历程，足见陈子褒先生人格风范对陈门弟子影响之深远，也可见冼玉清教授等一众陈门弟子尊师重道、坚忍不拔的美德。笔者谨以此文纪念冼玉清与陈子褒之间的师生情以及其与《陈子褒先生教育遗议》一书的三十年情缘。

　　一、陈子褒与冼玉清的师生情

　　陈子褒为清光绪四年（1878）庠生，光绪十六年（1890）于广州六榕寺旁设馆教学，光绪十九年（1893）以中式第五名举于乡，名列南海康祖贻（有为）前，后读康有为应试文卷，自愧不及，故当康氏设帐授徒于广州府学宫之时，即拜其为师，与新会同乡梁启超、梁启勋兄弟及清末启蒙教育家卢湘父同学于“万木草堂”。求学期间，陈子褒常到广州双门底的“圣教书楼”（基督教徒左斗山开设）阅览西学新书，兼学英文，深感英语启蒙课本通俗显浅，领悟出教育强国之重要，遂萌生改良儿童教育理念。

　　光绪二十一年（1895），陈子褒上京会试，值清廷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战败，参与康有为、梁启超发起的“公车上书”活动。旋加入康有为组织的“强学会”，倡导维新。翌年春，在京参加康有为、梁启超组织的“保国会”。百日维新期间，在梁启超主持的译书局任干事。维新告败，东渡日本，结识日本著名教育家、神户《东亚报》主编桥本海关及主任韩文举，受其帮助得以考察日本小学教学方法，对日本维新志士福泽谕吉创立的“庆应义学”尤为推崇，决心效法。②。

　　光绪二十五年（1899），陈子褒在开平的“邓氏家塾”任教席，旋到澳门荷兰园正街设“蒙学书塾”，后改称“灌根书塾”，对低年级学生以白话讲课，高年级开经义课程，授以文言文。是年，组织香山、新会、新宁等地20多名塾师成立“教育学会”，后改名“蒙学会”。在办学实践中，致力于妇孺教育，自号“妇孺之仆”，倡导女子教育和平民义学。次年，应澳门格致书院汉文总教习钟荣光之请，主持书院暑期国文讲习班。同年，先后编印出版《教育说略》《妇孺三字书》《妇孺四字书》《妇孺五字书》《妇孺新读本》《妇孺论说入门》、《妇孺女儿三字书》等白话教材。

　　光绪二十九年（1903），陈子褒于“灌根书塾”首次招收女学生，开创中国教育男女同校之先河。此外，陈子褒还在澳门开办“佩根平民义学”“赞化平民义学”“灌根劳工夜学”等，被澳门人士赞为“福翁”。翌年，他主持发行《妇孺报》与《妇孺杂志》。从创办“蒙学书塾”至宣统元年（1909）间，陈子褒还编纂出版了《妇孺学韵》《妇孺论说大观》《妇孺论说阶梯》《妇孺中国舆地略》《妇孺释词粤语解》《妇孺译文》《妇孺信札材料》《妇孺闲谈》《妇孺中国史问题》《幼学文法教科书》《小学国文教科书》等蒙学读本31种。③

陈子褒先生编撰《最新七级字课第二种》一书封面（黄柏军摄）

　　民国初年，陈子褒受洗为基督教徒。民国7年（1918），他将“灌根书塾”迁至香港坚尼道31号，易名为“子褒学塾”，并于民国10年（1921）将其定名为“子褒学校”，当时有男教师14名，女教师6名，男女学生数百人。香港、澳门知名人士利铭泽、冼玉清、陈德芸等均受业陈门。翌年，陈子褒联合基督教友创办“联爱会工读义学”“联爱女校”“圣士提反义学”等。民国期间，陈子褒编著出版《左传小识》《补读史论略》《史记小识》《前后汉书小识》《晋书小识》《南北史小识》《左传小识教授法》《新唐书小识》等12种教材。陈子褒曾任全国孔教协会总干事，弘扬儒学颇有贡献。其毕生从事教育事业，撰写出版蒙学、妇女教材及教学法等著述共48种，被誉为“东方之裴斯塔洛齐”（裴为瑞士著名儿童教育家）。民国11年（1922）5月29日，陈子褒在香港病逝，安葬于香港薄扶林道中华基督教墓地。

　　陈子褒的女弟子冼玉清（1895—1965），广东南海西樵人，画家，女诗人，文献学家，岭南第一位女博学家。冼玉清为岭南文化的研究献出了毕生的精力，在历史文献的考据、乡邦掌故的溯源、诗词书画的创作、金石丛帖的鉴藏等方面功昭学林，被誉为“不栉进士”“岭南才女”。

　　陈子褒与冼玉清结缘于澳门。冼玉清幼居澳门，在“灌根学塾”受业于陈子褒。此后，冼玉清入香港圣士提反女校进修英文，又于1918年转学岭南大学附中。在中学期间，因才华出众，由陈子褒先生推荐，再通过钟荣光帮助，冼玉清成为岭南大学附中的国文、历史教员。1920年，冼玉清中学毕业，考入岭南大学中文系。因成绩优异，冼玉清于1924年毕业留校任国文系助教，继升讲师、副教授。1927年，钟荣光任岭南大学教务长，又推荐她兼任岭大文物馆（初称博物馆）馆长，后一直任职至1949年。

　　冼玉清在1949年前就著有《碧琅玕馆诗抄》等多部文集，而1949年结集出版的《流离百咏》，是她在抗战时期颠沛流离中的忧时愤世之作。她的学术成就主要集中于研究和整理广东文献方面，学术著作不下300万字，已出版的专著有《赵松雪书画考》《广东印谱考》《招子庸研究》《更生记》《广东鉴藏家考》《广东女子艺文考》《广东丛贴叙录》和《广东文献丛谈》等。

　　据冼玉清自述，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仅九岁的冼玉清正式开蒙，从这一年起她先后入读澳门林老虎私塾、启明学校等。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十二岁的冼玉清转读陈子褒的“灌根学塾”。该年陈子褒四十六岁。是年，陈氏在澳门试验的新式教育已经成熟。从陈氏该年所撰《论初等小学读本》一文分析，他一直摸索的按学童年龄分级教授的新编教科书已经成型。冼玉清十二岁归陈子褒门下，前后共8年，其少年成长与陈子褒的悉心教导密不可分。可以说，受业于陈门八年所得的学养与功力是冼玉清日后成为岭南学术名家的重要基础，她的文史研究技能和修养即来自陈子褒这“只此一家”的特殊训诂训练。据说陈子褒临终之年尝自豪谓：“在澳（门）时完全听受七级字者,惟小女翘学及女生冼玉清。玉清从余游八年，得不称为老友乎？”一代教育名家与女弟子畅谈学术，引为知己，可算是“亦师亦友”的典范了。

　　冼玉清作为广东学术界著名女学者，一生未婚，自然免不了背后有人议论与猜测。其实，冼玉清早有解释：“自己又以为一家室家，则家庭儿女琐务，总不免分心。想全心全意做人民的好教师，难免失良母贤妻之职；想做贤妻良母，就不免失教师之职，二者不可兼得，所以十六七岁我就决意独身不嫁。”立志学问之心可见一斑。

陈子褒先生编撰《最新七级字课第二种》内文（黄柏军摄影）

　　二、《陈子褒先生教育遗议》与中国近代教育改革历程

　　从《陈子褒先生教育遗议》一书可见，陈氏终其一生，办学堂、办杂志、编教材，身体力行呼吁和推动童蒙、妇孺教育教学事业的尝试和改革。其弟子陈德芸曾撰文赞扬其对教育事业的认真和执着：余生平有服膺之一语曰：“人之一生，只可作一件事，不能作两件事。盖精力分则无所成，见异迁则少所就也。”师友中能实行此语以终其身者，则有吾师陈子褒先生。先生设校授徒，提倡蒙学，屹屹不倦。口有道，道蒙学；目有视，视蒙学，耳有听，听蒙学；手有书，书蒙学。二十五年如一日，自刻其号曰妇孺之仆，信乎其毕生精力皆仆于妇孺也。⑤

　　这的确是实事求是之论。《陈子褒先生教育遗议》一书收录了陈氏自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以来的教育论文、随笔、感悟140多篇，合计20多万字。他与朋友、学生讨论教育改革的大量往来书信，由于篇幅问题，没有被收入该书，否则该书应更加壮观。

　　陈子褒的教育改革理论和新式教材编写是他生平对中国近代教育的最大贡献。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他就“敢为天下先”，撰写《妇孺八劝》《妇孺入门书》《幼稚》等书。光绪二十三年（1897），他撰文《俗话说》，提倡“讲俗话”“写俗字”“求实用之学”，倡导教育要从显浅通俗入手，提倡“实用”教学法。光绪二十五年（1899），他撰文《论报章宜改用浅说》，提出“文言之祸亡中国”，倡议报刊使用白话文。为什么中国教育界要重视儿童思想新启蒙？为什么要改良使用新式儿童教科书？陈子褒在其撰写的关于“蒙学会”成立的《缘起》一文中，指出中国教育“非全行改革，无以激发国民志气和浚渝国民智慧。而兴学方法，则又着重教科书和翻译东西方小学读本为要务”，又言“女学者，幼学之母也”，认为蒙童始受教育于家庭。他编写的《妇孺三字书》仿三字经体裁，如：“早起身，下床去，先洒水，后扫地……”，“我所住，住高楼。青草地，打千秋。放纸鹞，踢皮球。”《妇孺四字书》仿千字文，如：“同枱食饭，手踭莫横，若系饮汤，让人起羹。”《妇孺五字书》则仿《幼学诗》，如：“记得细时好，跟娘去饮茶，门前磨蚬壳，巷口拨泥沙……”

　　陈子褒常说：“盖趣味所以顺其性，开智所以任其用，无非使学不以为苦，又不虚耗岁月。”学得有味，学得入脑，学得有益，学得有用，这就是陈子褒编写新式童蒙和妇孺教材的宗旨和出发点。其编写的新式启蒙教科书一纸风行，在华南一带广泛流传。据其弟子区朗若所述，陈“平生所注之心血，用于字课者为最多，亦最精”；“所讲授之经史子集以及骈散文诗词，甚而所批改之文章，所发问之策文题目，无不以字课为骨，所以生徒之获益者，每有长足进步”。陈门另一弟子陈德芸又谓：“先生教育方法，最特别者惟字课，最收效者惟字课，最难索解人者亦惟字课。”

　　冼玉清教授评价陈子褒是中国“改良教育前驱者”，称其生前推动的教育改革尝试，开创了中国近代教育界的三项第一。⑥

　　其一，陈子褒是中国近代教育界创作新式教科书的第一人。他早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率先撰写《妇孺须知》一书，被视为中国近代最早面世的新式教科书。

　　其二，陈子褒是倡导男女同校共读的第一人。早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他创办的新式学校就实现男女同校，开风气之先，后其他学校竞相仿效。

　　其三，陈子褒主持的学校最早废除小学读经教学，实行白话文教材教学，获得“教育界改革先驱”之美誉。

　　陈子褒一生以“教育救国”为己任，论及应怎样分析论述他的教育思想，冼玉清提出应该结合当时具体的历史环境评述其创新性：“其思想与著作，在今日或以为未尽适合，然而论事不能漠视时间性，就其所处之时代论之，则不可谓非独具卓识矣。”故而，冼玉清联同其他陈门弟子谋求出版的《陈子褒先生教育遗议》一书，不但是陈子褒一生最重要的教育理论著述，也是中国近代教育改革历程的重要史料和佐证。

　　三、《陈子褒先生教育遗议》编辑出版的风雨历程

　　陈子褒生前对自己所写的关于教育改革的论文甚为珍视，在其身体康健时曾亲自整理这部书稿。他病逝后，其所遗留的教育类手稿由其女儿陈翘学悉心保存。陈门弟子、岭南大学教授陈德芸在广州惊闻其去世，马上来到香港陈宅吊唁。其后，陈翘学与陈德芸整理出陈子褒教育类遗文七大册，转交陈子褒一众弟子共同商议处理，最后决议由冼玉清保存。五年后，陈翘学死于难产，来不及看到其父的遗稿出版，殊为遗憾。⑦

　　此后，陈子褒门下弟子召开会议，商议决定推举陈仲伟、冼玉清、区朗若和陈德芸这四人负责编印陈子褒教育文集。可惜，这四人之中的陈仲伟，也英年早逝，未及看到文集的出版。陈仲伟去世后，区朗若、冼玉清、陈德芸三人继续勇挑重担，对陈子褒遗稿继续进行细致整理、校对，最后形成了《陈子褒先生教育遗议》雏形。但是，就在正要和出版社商议出版之时，“七七事变”爆发，出版工程被迫延后。

　　在抗战期间，陈门弟子舍命保护《陈子褒先生教育遗议》书稿。关于区朗若保护陈子褒手稿的感人故事，陈德芸有这样的回忆：“适因七七变起，中止。（区朗若）其已编之本，存岭南大学冼氏馆中，沦陷后无从检取。而朗若所藏未编校之本，幸已间关出险。寄顿新会潮连乡。复辗转携至（澳门）镜湖。庚辰秋（1940）同学会在香港开会。谓以及今不刊，今后更不堪设想。乃决议将澳门存本，再行编辑校印。”⑧这是发生在民国30年（1941）的事情。此外，根据冼玉清自述：“1941年冬天，根据陈子褒同学会的委托，由冼玉清带着《陈子褒先生教育遗议》书稿到香港，找香港商务印书馆洽谈出版事宜。双方经过多次商议，香港商务印书馆决定出版《陈子褒先生教育遗议》一书，计划当年12月可以面世。谁料人算不如天算，同年12月8日，中美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25日，日寇悍然入侵香港。香港沦陷之后，香港商务印书馆的北角印刷工厂也不幸陷于日寇之手，大量珍贵文化材料毁于兵火。”万幸的是，《陈子褒先生教育遗议》书稿被商务印书馆某负责人冒死抢救出来。民国32年（1943），冼玉清跟随岭南大学迁到广东曲江，一直挂念陈子褒遗稿的安危，多次写信询问此事，后来好不容易和商务印书馆取得联系，才获悉《陈子褒先生教育遗议》尚存。一众陈门弟子惊喜万分，奔走相告。

　　1945年抗战胜利后，冼玉清随岭南大学迁回广州后随即致函香港商务印书馆，查询《陈子褒先生教育遗议》书稿的踪迹。但是，由于商务印书馆具体经办者发生人事变动，查得书稿已不在香港。从1945年到1951年，冼玉清对查找《陈子褒先生教育遗议》书稿一事念念不忘，只要查得少许线索，便马上追踪跟进，不敢有丝毫怠慢。皇天不负有心人，在1951年的春天，冼玉清终于找到了《陈子褒先生教育遗议》书稿。原来当年这部书稿从香港北角印刷工厂被抢救出来后，被辗转运送到上海，保存在上海商务印书馆档案室中。

　　拿回《陈子褒先生教育遗议》书稿之后，冼玉清深感这部饱经劫难的书稿弥足珍贵，应该尽快予以出版，否则一旦再度发生变故，导致书稿散失，将造成不可弥补的遗憾。思及此，冼玉清立刻携带书稿赴香港，邀请陈子褒同学会校友聚会，商议陈子褒文集出版事宜。1951年7月16日，在香港六国饭店的聚会中，陈子褒的弟子冯民德、李宝麟、陈元喜、洗秉熹、陈卓然、曾壁山、陈卉曾、黄题桥等15人得知《陈子褒先生教育遗议》终于被找回，书稿出版有望的时候，皆欢喜鼓舞，踊跃捐款。⑨就这样，通过冼玉清的努力和坚持，《陈子褒先生教育遗议》一书最终在1953年得以顺利出版。从陈子褒逝世到文集出版，耗时达三十年，最终令这部反映中国近代教育改革先驱思想的好书被抢救下来并流传后世。

　　有所安慰之余，冼玉清怀念着那些过早去世、曾经为《陈子褒先生教育遗议》的出版尽心尽力的一众同门，从而写下这样一段深情的话语：“乃克成书，距先师之卒三十年矣。所惜翘学前卒。曾参与编辑者若陈德芸、区朗若，与闻筹印之事者若季涴、镜尧、蓉芝诸君，皆先后物化，不及同观也。”⑩

　　冼玉清是幸运的，早年得遇中国教育界改革先驱陈子褒，在其悉心指导下，浸淫于学术训练达八年之久，少年成名蜚声学界，最终成为岭南文史学界一代宗师。她对陈子褒一直心怀感恩，尽心尽力筹印《陈子褒先生教育遗议》，百折不挠，终于令书稿公开出版，尊师敬师之情令人动容。陈子褒也是幸运的，在他的言传身教下，陈仲伟、冼玉清、区朗若、陈德芸等一众弟子深得其真传，他们推动出版《陈子褒先生教育遗议》一书的言行，是对其师的尊崇和怀念，更是对中国教育事业的热爱和支持。

　　注释：

　　①陈崇兴：《陈荣衮传》，《外海龙溪志略》，香港：旅港新会外海同乡会有限公司1972年版，第81页。

　　②③《陈荣衮》，新编《新会县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36页。

　　④陈子褒著，区朗若、冼玉清、陈德芸编校：《陈子褒先生教育遗议》，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59页。

　　⑤⑥冼玉清：《改良教育前驱者——陈子褒先生》，陈子褒著，区朗若、冼玉清、陈德芸编校：《陈子褒先生教育遗议》，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68页。

　　⑦⑧陈德芸：《陈子褒先生教育遗议编辑概略》，陈子褒著，区朗若、冼玉清、陈德芸编校：《陈子褒先生教育遗议》，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页。

　　⑨冼玉清：《一九五二年一月玉清补识》，陈子褒著，区朗若、冼玉清、陈德芸编校：《陈子褒先生教育遗议》，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0页。

　　⑩冼玉清：《陈子褒先生教育遗议跋》，陈子褒著，区朗若、冼玉清、陈德芸编校：《陈子褒先生教育遗议》，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59页。

　　（作者单位：江门市华侨历史学会）

　　（责任编辑：王志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