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上期）
六、后撤横沥，再上罗浮
东区服务队被迫放弃民间抗日武装，就连自卫用的武器也都悉数上交了，但国民党军政当局依然对它很不放心。1940年秋，余汉谋和陈骥下令把东区服务队调离罗浮山前线，转往距前线较远的惠州东部的横沥镇驻扎。
横沥一带文化教育落后，东区服务队进驻后，根据实际情况，决定以“安政教民”为主要工作目标。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他们陆续在每个保办起一所战时小学校，大部分的东队队员都充当无薪水的临时教师。他们除教孩子们识字外，还教他们唱抗日歌曲。此外，队员们还通过绘画、书法、演戏等形式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一时间风生水起，民风大开。
东区服务队在横沥工作了六个月的时间，他们的工作作风和成绩受到各方的肯定和赞扬，国民党军政当局对他们也有了较多的了解。1941年春，惠州指挥所主任陈骥请准上级，把东区服务队重新调回罗浮山区前线。
东区服务队重回罗浮山区前线后的1941年3月，中共博罗县委给东区服务队党支部下达了“在博西发展地方党员，建立博西党组织”的任务。党支部经研究后决定，以东区服务队名义在罗浮山冲虚观创办“博西青年进修班”①，由丘念台任主任，徐森源负责教学工作。党支部意图通过进修班的教育和培养，将其中的积极分子列为发展对象，条件成熟的吸收入党。②此后，他们在进修班学员中先后秘密发展了近10名党员。在此基础上，1941年4月，“博西特别支部委员会”正式成立。接着，各地逐步建立起基层党支部或党小组，博西地区中共党组织建设进入新阶段。③“博西青年进修班”临近结束时，东区服务队又以进修班学员为骨干，成立了“博西青年自修会”，会址设在福田中心小学。自修会通过组织青年学习政治时事以及办夜校、演话剧等形式，领导博西青年开展抗日救亡工作。④
东区服务队队员练就了一双铁脚板，这是行军途中的合照
进修班结束后，大部分学员都由东区服务队分配到各地去当小学教师。当时，东区服务队仍然采用先前在横沥时的办学模式，在罗浮山区继续推进一保一所小学的工作。他们以罗浮山区为中心，积极向附近县区发展，先后创办了45所战时小学。这一时期，是东区服务队工作最繁重、最忙碌之时。队员们在惠阳、博罗、紫金、河源等四五个县区间往返奔波，倍极辛劳。由于受战事影响，“各县的县府搬迁频仍，无法兼顾乡教工作，我们等于做了各县综合的教育科长，所有呈请立案、等款、聘师、招生，都是由我们替其包办。男队员分担各校日间功课，女队员则主持各校妇女夜班，大家忙个不亦乐乎！”⑤
七、好男好女
重返罗浮山前线后，发生了一件被丘念台认为是自东区服务队成立以来“最感痛快的事”⑥——有5位台湾籍的爱国青年加入东区服务队。他们是钟浩东、蒋碧玉夫妇，李南峰（钟的表弟）和萧道应、黄怡珍夫妇。他们加入东区服务队的历程可谓充满艰险与曲折，颇具传奇色彩。台湾导演侯孝贤在20世纪90年代曾执导过一部名为《好男好女》的影片，便是以蓝博洲撰述的钟浩东等人的传奇故事为蓝本拍摄的。
钟浩东，本名和鸣，台湾屏东客家人，祖籍广东梅县。蒋碧玉本姓戴，是蒋渭水的外甥女，成为蒋渭水的养女后改姓蒋，是日据时代台湾反日社会活动家。钟浩东早年曾到日本明治大学读政治、经济，回台湾后与蒋碧玉结婚。钟浩东自少年时代即倾慕祖国大陆，怀有强烈的反日情绪，抗战爆发后决心与妻子一起回大陆参加抗日。
萧道应，屏东县佳冬乡客家人，武装反割台抗日士绅萧光明的曾孙。萧道应自幼受抗日家风的熏陶，具有强烈的反日爱国意识。其妻黄怡珍，本名素贞，台北汐止人，是钟浩东、萧道应、蒋碧玉等人学讲“北京话”的老师。
1940年1月，钟浩东夫妇邀志同道合的李南峰和萧道应、黄怡珍夫妇回大陆抗日。这五人先后秘密潜往上海，后经香港辗转到达广东惠阳。他们本打算去重庆投奔国民党，借此加入抗日队伍。但当他们进入惠阳境内时，看见日夜思念的祖国大陆的村庄田野，心情格外愉快，便兴奋地唱起歌来。因为那时他们只会唱日本军歌，又都没有任何身份证件，当地国民党防军便怀疑他们是日本派入后方刺探军情的汉奸特务，不由分说地把他们抓了起来，严加审讯。他们除了只能表达效劳祖国的热忱外，别无凭据可证明身份。国民党军方指其嫌疑重大，准备予以枪决，免贻后患。
幸亏当时惠阳指挥所的一位陈姓军法官认为，该案全判死刑，有欠慎重。
凑巧的是，此时丘念台正率东区服务队在惠阳驻扎，陈姓军法官知道丘念台和台湾关系很深，便请丘念台再审问一次。在丘念台跟他们见面后，他们都坚决表示不是替日本工作，并各自述说爱慕祖国的热忱挚意，加上丘念台知道他们的一些父兄亲友的名字，所以容易了解实情。因此，丘念台认定他们是真心回祖国参加抗日的爱国青年，不可能是日本间谍，叫他们各写陈情书一份呈送上级，并替他们请求暂免执行枪决，解往后方察看侦审。⑦当时，蒋碧玉和黄怡珍都已经怀孕了，因此可谓丘念台救了七条性命。
丘念台走后，钟浩东五人在惠阳又被关押了一个多月，随后被押往广西桂林军事委员会。一路上，他们有时坐船，有时坐货车，大多数时间是靠两条腿走路。晚上在当地监牢里过夜，有时候和普通犯人关在一起，有时被关在同一个房间，地上铺些稻草，就算是最优待的了。他们吃的都是混有沙石的糙米饭，蒋碧玉回忆说：“对已怀孕的我们来说，这饭实在是难以下咽呀！”⑧就这样，他们足足走了半年的时间，直到当年11月才被押送到桂林军事委员会。在桂林他们又被监管了一个月，经再审后被全体释放，随后被调往广东曲江。钟浩东和李南峰被送到民运队受训，有护士和医生资历的蒋碧玉和萧道应夫妇，则被安排到南雄陆军医院工作。
丘念台得知钟浩东他们获释的消息后，十分高兴。1941年9月，由丘念台出面向上级请准将他们5人全部转到东区服务队来工作。然而，这5位台籍爱国青年下决心来东区服务队工作，却并非易事。当时，他们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条是应谢南光⑨之邀，去大后方重庆工作；另一条则是追随丘念台，参加东区服务队，到罗浮山前线做战地工作。稍加讨论后，他们一致认为“我们原本就是要回来参加抗战的，如果到后方的话就没什么意思了”，于是决定选择去罗浮山东区服务队工作。⑩可是他们马上又面对另一个更大的难题，那就是丘念台在来信中明确要求如到前线工作，他们五人必须一起行动，并且要把孩子送人抚养——那时，钟浩东、蒋碧玉夫妇和萧道应、黄怡珍夫妇，已分别育有一个七八个月大的男孩——钟继坚和萧继诚。两位年轻妈妈整整痛哭了两天三夜，才下定决心把孩子送人。按照当地的风俗，人家领养了你的孩子，你就要和孩子切断关系。由于孩子是送到委托人家中再转送的，所以他们只知道领养孩子的人家姓什么，至于叫什么名字，家住哪里，则是一无所知。“这次离别，不知何时母子才能见面？想起来，真是痛苦。”蒋碧玉说。(11)
世事难料，人生无常，直到1988年，历经磨难的蒋碧玉经过一番曲折，才终于把长子钟继坚找回来。然而令人痛惜的是，萧道应的儿子萧继诚，却早已夭折了。孩子送走后，他们强压住内心的痛楚，背起包袱，踏上征程，前往罗浮山东区服务队。由于在台湾接受的是日本奴化教育，他们对中文和普通话都不太熟悉，通过入队后一段时间的自觉学习，他们已经能讲、能写，也能够阅读队部里的各种中文藏书。
他们入队后的主要工作，是协助审问日本俘虏。由于他们通晓日语，兼用温和态度对待日俘，所以常常能够问出许多有价值的情报来，提供给军方参考。
除此之外，他们也和其他队员一样，充当战时小学和妇女夜校的义务教员，并经常深入到罗浮山周围半沦陷区的各个村镇，从事街头宣传，组织民众，做敌后的群众政治工作。不久，钟浩东等五人便都成为东区服务队中的骨干，特别是学医的萧道应和护士出身的蒋碧玉，更是成了东区服务队不可或缺的“宝贝”。
当时，罗浮山区疟疾盛行，当地百姓普遍都有面黄肌瘦、肝脾肿大、手脚溃烂的后遗症。萧道应了解到这种情况后，赶忙采取措施加以医治。(12)当时适逢罗浮山区闹旱灾，米粮缺少，正是“米贵猪肉便宜”的年头。东区服务队每天只开两顿饭，大家的饭量都很大，可没过多久肚子又饿了。萧道应考虑到大家的体力经常透支，营养又不够，于是他从专业角度出发，向队里提出建议，拿大米跟当地农民换猪肉。他说，多吃猪肉不但可以补充营养，而且可以减少大家的饭量。“果然，大家吃了猪肉后，因为肚子里有了油水，大家的米饭也就少吃多了。”(13)
重修后的冲虚古观全景
八、再撤横沥，三上罗浮
1942年夏秋，因受战事影响，博罗再度陷入敌手，东区服务队被迫再次后撤横沥，在那里继续做“安政教民”的工作。东区服务队两次驻扎横沥，先后帮助当地政府建立起数十所小学。队员们除了分散到各校担任义务教员之外，还“替这些小学到梅州去招聘了一批思想比较进步的知识青年来充当校长和教师。后来这些教员有的参加了东队，有的后来又由东队转而参加东江纵队，有的后来去台湾搞地下工作”。(14)这次东区服务队在横沥停留的时间较短，他们在当年冬天即离开横沥，三上罗浮。
鉴于有随时被解散的可能，东区服务队由横沥回到罗浮山之后，决定筹办罗浮中学和博西补习学校，同时把东区服务队部分队员安插到罗浮山附近各村去当教员，以作长久之计。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之后，罗浮中学于1943年4月在冲虚观成立，由丘念台兼任校长，古培灵兼教务主任，徐森源兼训导主任，萧道应兼事务主任。队部也设在这里。与此同时，博西补习学校也在白鹤观成立，由钟浩东兼主任。
东队队员蒋碧玉（中）与谢克（右）重游冲虚
丘应棠（右四）、潘佩卿（左四）、王致远（右二）等重游冲虚观
由于政府无力给予经费补助，为了解决经费困难，罗浮中学和博西补习学校采取“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办学原则，“把学生缴交的米谷先粜出去，然后把粜谷所得的利润用来维持学校的各项开支”。15当时，罗浮中学有学生两百多人，博西补习学校的干部也有一百多人，借由这些学生和干部与其家长的接触交往，再加上分配到附近小学当教员的队员骨干，东区服务队与罗浮山周围的民众建立起十分紧密的联系。
罗浮中学和博西补习学校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维持了近两年的时间，为罗浮山周围地区培养教育了一批爱国热血青年，其中有不少人后来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道路。此后数十年，虽因时代变迁，罗浮中学的校址几经搬迁，数易其名，但却从未停办，发展至今已经成为博罗县最好的中学之一，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人才。
1943年秋冬，甫加入中共的徐森源，按照组织的指示，秘密吸收钟浩东、蒋碧玉、李南峰、李伟英、徐新杰、叶捷新、刘炎曾等多名东队队员，加入中共的外围组织——民主抗日同盟。(16)
1943年冬，丘念台突然接到重庆国民党中央辗转发来的派令，委任他担任国民党台湾直属党部执行委员，并要求他从速到设在福建永安的党部赴任。当年2月，丘念台由钟浩东、李南峰、萧道应等三位台籍队员陪同，从惠州出发，步行前往福建永安赴任。
九、演出白话剧《保卫黄河》
东区服务队虽然将工作重心转向创办罗浮中学和博西补习学校，但抗日宣传工作并未因此懈怠。1942年冬，为庆祝中国军队从日军手中收复横河镇四周年，鼓舞军民的抗日士气，东队决定应横河乡民的请求，演出一场大型的白话剧。
丘念台对排演这出白话剧十分重视，专门召开队会研商，并指定由黎明华、陈扬和林枫三人负责策划，将演出日期定在当年12月初。黎明华等领受任务后，决定排演《保卫黄河》，以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为主轴，编成又演又唱的歌剧形式。策划既定，他们即商议演出的具体细节。随后，黎明华、李荒两人还专程去了趟横河，会同当地乡公所人员，一起选择演出的场地，商量场地的布置等问题。事实上，为了演好这场话剧，东区服务队几乎是全队总动员，队员们利用课余时间，全神贯注地投入排练工作，因陋就简、因地制宜地制作道具，准备化妆材料、布景等。
演出地点最后选定在横河镇的一座某姓的宗祠。这座宗祠的正堂被炮火毁了一半，破垣残瓦，左右厢房倒还完好，舞台设在侧厢房天井，左厢房和左右回廊为观众席，可容纳五六百观众。原本打算七点整才开场，后决定提早在六点半开幕。李开宗走到台前，高声宣布“演出开始”，顿时，刚才还是熙熙攘攘的祠堂，很快就安静下来。全场群情激昂、热血沸腾。此时，徐森源站到舞台前向观众喊话，宣布戏已演完，请全场起立，齐唱《义勇军进行曲》。观众纷纷起立，罗浮中学和博西补习学校的学生、乡公所的职员，在徐森源的指挥下，都站到舞台下方，面对观众，陈开宗也跑下舞台指挥，齐声高唱《义勇军进行曲》。雄壮的歌声响彻了整个祠堂——让东队队员们没想到的是，观众中竟也有这么多的人会唱这首歌曲。“唱毕，台上台下同时爆发出雷鸣似的掌声和欢呼声，历久不绝，令我内心奔腾感动不已，拥抱群众竟是那么令人血脉偾张，无以自持，这种感受令我没齿难忘！”几十年后，黎明华仍然很动情地回忆说。(17)
十、东服队与东江纵队
前文讲到，在1940年3月驻扎惠阳期间，东区服务队曾出面调解国民党与东江纵队的前身——曾生部队的矛盾，并在余汉谋的特意安排下，参与“审讯”曾生部队被俘的战士，这是东区服务队首次与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打交道。此后，由曾生、王作尧领导的东江纵队开赴前线，活跃在东莞、宝安、惠阳、博罗地区，成为华南一支重要的抗日力量。而在惠阳、博罗地区活动的由阮海天任大队长的东江纵队独立第二大队，恰好与东区服务队的活动区域相重叠，于是双方便有了进一步的直接交往与接触。18以上情况除了可以从黎明华的自传中得到某种印证19，后来参加了东纵的徐亩元也说：东队驻扎博罗县徐福田村、荔枝墩等地时，丘琮等人常与东江纵队独二大队（即阮海天大队）来往联系，交流工作经验。大队长阮海天、政委何伟，曾赠送过东洋马刀、军呢大衣等战利品给“东队”留念。丘琮等人亦曾到过联和乡、鸡公坑等我游击区一带，回访阮海天大队。(20)
后来因为东区服务队经费困难，加之随时有可能被国民党解散，而东江纵队又急需补充有文化的爱国知识青年入伍，于是中共地下党就秘密安排部分东服队队员（如丘松学、钟国辉、丘惠兰、徐兆平、陈阳、刘煌等）转移到东江纵队去，还有些队员（如黎明华、李荒、梁世堉、李开宗、王中砥、巫鄂等）则是自己设法联系地下党，再投奔到东江纵队去。据后来的粗略统计，东服队队员先后参加东江纵队的就不下二十人，这些原属东区服务队的队员，参加东江纵后大都表现很好，成长很快，后来大都成为东江纵队的得力干部。
黎明华曾在自传中详尽地记叙他和梁世堉、李荒等六人投奔东江纵队的经历。黎明华等人加入阮海天领导的东江纵队独二大队后，该大队很快就组建起了由黎明华、李荒、陈开宗、王宗砥、巫鄂等五人组成的“政工队”，由黎明华负责，以加强部队的教育工作和群众工作。梁世堉则被分配到连队当文化教员。六人全部以排级任用。
1944年3月，年仅十八岁的徐亩元也加入东江纵队。1944年春，东区服务队已被解散，但队员们仍分散在各校当教员。徐亩元所在的福田小学刚开学不久，东江纵队独二大队及四支队即开进罗浮山区活动，使徐亩元得以巧遇黎明华。在黎明华的介绍下，徐亩元在联和乡加入东江纵队独二大队。其他如徐森源、潘佩卿、钟浩东、蒋碧玉、李南锋、徐新杰、刘邹炽、萧道应、黄怡珍等多名原东区服务队队员，在东服队解散后的1944年夏秋原被安排去罗浮山加入东江纵队，但由于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新一军进攻罗浮山，东江纵队转移他处而未能去成。从上可知，东区服务队与中共领导的东江纵队，确实有不解之缘。
结语
1944年五六月间，丘念台从福建回到惠州，随即结束东区服务队的办学工作，罗浮中学转交给当地人接办。不久，丘念台又将东区服务队的20多名基本队员调回惠州，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国民党台湾直属党部“粤东工作团”，自任团长。自此，东区服务队正式解散，此后粤东工作团的活动，虽然仍旧由原东区服务队的队员参加，但它毕竟和东区服务队没有关系了。
2013年5月，东区服务队部分在台湾的第二代合影于台湾新北市。
对东区服务队如何评价，徐森源在他晚年所写的《战斗在罗浮山下——东区服务队在罗浮山区坚持抗战史略》一文中，有如下详细的总结：第一，东队曾经计划组训民众武装，打击日本侵略者，虽然因种种原因没有达成目的，但是由于东队在罗浮山前线长期坚持抗日救国宣传教育工作，鼓舞了半沦陷区和沦陷区民心，打击了敌伪企图扩大占领区的蚕食政策。
第二，东队团结了一批又一批从后方来的和罗浮山当地的知识青年，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
第三，东队为我党直接领导的东江纵队输送了一批干部。
第四，由于东队长期在罗浮山地区坚持抗日救国宣传教育工作，为东江纵队后来开辟罗浮山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奠定了民众基础，准备了有利条件。(21)
征诸东区服务队从1938年10月建队到1945年6月解散的全部历史，徐森源的上述总结还是较为客观中肯，符合历史事实的。但笔者以为，最后还需再补充一句：东区服务队是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产物，也是抗日战争时期台湾爱国同胞热心抗日的历史见证。
注释：
①罗浮山冲虚观，又称“冲虚古观”，道教谓为“第七洞天，第三十四福地”。东晋咸和初年，葛洪弃官为罗浮山中结庐炼仙丹，庵名“都虚观”。葛洪“登仙”后，晋安帝义熙初年（405）改建“都虚观”为“葛洪祠”，唐玄宗天宝年间（742—756年）扩建为“葛仙祠”，宋哲宗元祜二年（1087），被赐名“冲虚古观”。以后历代均有修葺，至今保持完整。抗日战争时期，冲虚观曾先后成为东区服务队和东江纵队司令部的驻地。
②③④卓扬、丘继英、蔡子培：《东区服务队》，中共广东省委党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编：《广东党史资料》第八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12—218页。
⑤⑥⑦丘念台述著：《岭海微飚》，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94页；第205—208页；第210页。
⑧⑩⑪⑫⑬⑮蓝博洲：《幌马车之歌》，北京：台海出版社2005年版，第50页；第51页；第55—57页；第63页。
⑨谢南光（1902—1969），原名谢春木，台湾彰化二林人，日本东京师范高等师范学校毕业。1927年与蒋渭水等人共组台湾民众党，任秘书长兼机关报《台湾民报》主笔。1931年被日本殖民当局列为“要犯”后逃往上海。1932年参与筹组上海华侨联合会，募捐支持十九路军抗日。七七事变后全力投入抗日战争，1940年在重庆参与筹组和领导“台湾革命团体联合会”，致力于光复台湾的事业。抗战胜利后，任国民政府驻日代表团专员、政治组副组长。后参与策划驻日代表团起义“投共”未成被开除职务。1952年5月前往中国大陆，先后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常委。
⑭蓝博洲：《红色客家人》，北京：台海出版社2005年版，第138页。
⑯徐森源：《徐森源自传》（1967年未刊稿），第4—7页。
⑰⑲黎明华：《黎明华自传》（未刊稿），第371—375页；第380—381页。
⑱(21)参见徐森源：《战斗在罗浮山下——东区服务队在罗浮山区坚持抗战史略》（未刊稿），第10页。
⑳徐亩元：《关于东区服务队及其有关情况说明材料》（1975年10月未刊稿），第2页。
（作者单位：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
（责任编辑：王志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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