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民族共同浴血奋战的伟大胜利。在14年的抗日战争中，许多台湾同胞西渡祖国大陆，加入抗日阵营，为抗战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以往我们比较熟知的台胞参加大陆抗战的事迹，主要有李友邦领导的“台湾义勇队”和“台湾少年团”在浙东、皖南、福建等东南沿海一带的抗日活动。本文则以简要的篇幅，详实可靠的资料，介绍鲜为国人所知的另一位台湾同胞——丘念台及其领导下的“东区服务队”在粤东地区的抗日救亡事迹。
一、丘念台其人
丘念台（1894—1967），名琮，念台是其字，生于台湾台中，长于广东蕉岭，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地质采矿专业毕业。其父丘逢甲，不仅是著名的抗日爱国志士和进步教育家，还是一位杰出的爱国诗人。中日甲午战争，清廷战败，割让台湾给日本，丘逢甲在台倡建抗日保台政权——“台湾民主国”，随后率领义军武装抵抗日军的占领，兵败返回祖籍地广东镇平（后改蕉岭）。
晚年的丘念台
丘念台自幼深受其父影响（“念台”，即为表达不忘故土台湾，由其父所命），青少年时代即怀有浓厚的反日思想，在东京帝国大学读书时，曾暗中组织了一个名为“东宁学会”的政治团体，积极联络、团结了一批台湾留日学生，引导他们认识祖国，进行反日活动。
丘念台学成归国后，先是在东北开矿，后出任广东省府高级顾问，并担任省立工业专门学校校长及中山大学教授。“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联络南洋华侨募捐，支持东北义勇军。为此，他不辞辛劳，“二次出关，三次出塞”，并曾协助广东省政府，在广州破获日本领事馆的间谍组织。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他积极支援国民党十九路军抗日。“七七”事变全面抗战爆发后，他拥护国共合作抗日。1938年2月,他力排众议，以中山大学教授的名义到延安考察，途经武汉时，在汉口八路军办事处会见了周恩来、叶挺和叶剑英。丘念台在延安考察历时近三个月，其间得以会见毛泽东、张闻天、林伯渠等中共中央领导人。①
丘念台遗墨
丘念台在延安期间，经常到抗日军政大学及陕北公学听课，并应邀发表演讲。这趟延安之行，加深了他对中共的了解，思想认识有了很大的转变。在会见中共领导人时，丘念台即提出，回到广东后他要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组织抗日团体，进行抗日工作，并希望得到中共的支持和帮助，派干部协助他工作。经党组织同意，丘继英、林启周、魏良俊、杜声闻、卓扬、蔡子培、关其清、邓慧、黄炳辉、陶祖梅、肖昭声、丘时琬等十二位从抗日军政大学或陕北公学毕业的闽粤客籍学员（全部是中共党员）先后回到广东，协助丘念台开展抗日工作。②
二、东区服务队诞生
丘念台从延安回到广州后，国民党第12集团军总司令余汉谋授以他少将参议的名衔，交给他的任务是负责惠、潮、梅属25县的民众组训工作，归由广东民众自卫团统率委员会指挥（后有变动），团体名称定为“东区服务队”。丘念台即以上述12位从延安回来的青年为骨干，组成核心小组，自兼队长，成立了抗日救亡团体——“东区服务队”，向粤东出发。这就是“东区服务队”的由来。
1938年10月12日，日军在广东大亚湾登陆，华南战争爆发。日军仅用了10天时间，就占领了广州、虎门等要地。
东区服务队出发时，已是广州弃守的前夕，形势危急，没有车辆，交通困难，他们即从佛山、四会、翁源步行至清远，再由英德至兴宁到达梅县。一路晓行夜宿，跋山涉水，步行2000多里。年已45岁的丘念台也同大家一起步行，倍极艰辛。
梅县是粤东地区政治文化中心，东区服务队在那里工作了一段时间。东区服务队到达梅城后，不顾长途跋涉的劳顿，征得当地政府的同意后，即召开各界人士参加的座谈会。针对国民党消极抗日、限制民众运动的情况，大力宣传全民抗战的主张，号召各行各业，大敌当前要不分党派，团结一致，共同抗日。丘念台和部分队员还通过写文章、作报告，介绍陕北延安的见闻，指出必须发动民众才能形成抗战的坚强力量。丘念台谈他访问延安的观感，颇获各界的好评，鼓舞和激发了许多进步爱国青年踊跃投身于抗日救亡活动。
东区服务队在梅江舟中设计圆形的队徽——“黑红两线圈边，中间用斜线分开半圆。上黄下蓝，并绘山河线形，即显示祖国西北大陆和东南海洋的形象。它的涵意是：以铁血保卫祖国河山。”③为鼓舞士气、明确奋斗目标，丘念台还亲自为东区服务队作了一首气势雄壮的队歌：
南海风波恶，
惠、博、增、从落，
白云山下倭兵着！
步行二千里，东区服务队，动员民众自卫！
团结、严厉、自省、奋斗、牺牲！
岭外三州作根据,除人民疾苦，善人民生计。
大家齐奋起，老幼男女，
必收复失地！④
从这首队歌可知，当时东区服务队的计划十分宏大，要在粤东地区组织发动民众，武装民众，建立游击根据地，收复失地。为了建立根据地，经过慎重研商，他们选定丘念台的家乡——蕉岭县文福乡作为试点，取得经验后再扩大到其他地区。为了培养干部，东区服务队在文福乡开办青年干部训练班，陆续招募了一百多名来自蕉岭、梅县、大埔、兴宁、平远等地的青年学生。干部训练班分研究组、高级组、初级组和妇女组。
丘念台把丘家子侄召集起来训话，命其成年者统统都要参加训练班接受培训，准备到前线服务。他正在读中学的独生女儿丘应棠，以及侄儿丘晨波，侄女丘申荣、丘兰枢等，都参加了训练班。“东区服务队开办的干部训练班完全是采用延安抗大和陕公的方式方法，主要是上政治课和小组讨论。政治课有抗日理论、中国革命问题、哲学、游击战术等课程，上完政治课后即举行小组讨论，加以吸收消化”。⑤
除了学习政治、时事，干训班的重点是组织民众抗日救亡，并进行游击战演练等。干部训练班结束后，一部分学员回原籍工作，大部分学员在东区服务队领导下，以文福乡为实验区进行发动群众的工作，并接受进一步的考查。他们在文福乡各村开设青年“拳馆”，举办妇女夜校，召开各种座谈会，教唱抗日歌曲，公演话剧等。在此基础上，他们于1939年初举行全乡的武术比赛，盛况空前。三八节，他们又召开妇女大会，还发动全乡妇女给抗日前线战士捐赠2000双布制军鞋。
如今的文福乡田园风光（徐博东摄于2013年）
东区服务队的活动，把偏僻蔽塞的文福山乡搞得生气勃勃，一时间掀起了一股抗日救亡的爱国热潮，因而不久便远近闻名，被当时梅蕉一带的进步青年所向往，誉之为“小延安”，梅县学联的负责人及各界人士纷纷前来参访、联系。
东区服务队队员正在开小组讨论会
徐博东摄于创兆学校校门前（2013年）
东区服务队在文福乡组训了半年左右的时间，吸收了一批朝气蓬勃的年轻队员，队伍发展到三十多人，增加了新鲜血液。全队斗志昂扬，意气风发，达到其全盛时期。当时，队里从延安回来的中共党员组织秘密党支部，并与兴梅地区的中共组织取得联系。⑥实际上，据卓扬等人回忆，东区服务队在文福乡办青训班，以及后来开赴潮汕前线协助华振中做战地政治工作，都是经过梅县中心县委的同意和批准的。⑦由于那时日军正在疯狂进攻中国，国共两党合作共同抗日，同时东区服务队在名义上又隶属于国民党“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后改成第七战区）管辖，且又有丘念台国民党“少将参议”的身份做掩护，所以东区服务队还可以比较自由地活动。
三、挺进潮汕
日军侵占潮州、汕头后，国民党华振中的独立第九旅退到潮安北部山区。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指令东区服务队开往潮汕前线，受华振中指挥，参加战地工作。
面对日军的疯狂进攻、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的严峻形势，当时独九旅和其他大多数国民党军队一样，内部士气低落，从中下层军官到普通士兵，恐日思想和失败主义情绪迷漫全军，纪律涣散，兵无斗志。更由于士兵大多是广州地区的人，与当地群众语言不通，军民关系十分紧张，曾经发生过部队在前线作战，伤兵担架找不到人抬的现象。华振中见部队这般模样，内心不免焦虑，但又束手无策。华振中是丘念台留学日本时的同窗好友，他知道丘念台刚从延安考察回来，从共产党人那里学了一套如何发动民众做政治工作的方法，并从延安带回来一批人组成了东区服务队，便通过张发奎力邀丘念台率部前往独九旅协助他训练部队。
接到张发奎的指令和华振中的邀请后，1939年6月间，东区服务队结束在文福乡的工作，步行开赴潮汕前线。从此，东区服务队开始了它长达六年之久的抗日救亡征程。
东区服务队到达潮安后，根据华振中对独九旅现状的介绍，经核心小组研究，将东区服务队三十多名队员分成两个小组，针对不同对象对部队进行训练：
一组协助旅政治部办青训班，专门训练刚刚从潮汕随军撤退出来的青年学生，培养他们成为部队和地方工作干部，“主要是提高他们的政治水平与如今的文福乡田园风光（徐博东摄于2013年）群众工作能力，特别是要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念，克服由于潮汕沦陷产生的悲观情绪”。⑧
另一组则深入到部队基层，到独九旅特务营和三营做政治工作。以连为单位，全部下到排、班，从教士兵识字着手，“着重抓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宣传抗战有利因素，军民团结合作就能取得胜利等”。⑨当时，独九旅有一首由华振中亲自作的旅歌：“独九旅，当义节，官兵亲爱好团结。士气壮如虹，军纪坚如铁。对民众要亲切，对友军要提挈，保国卫民心热烈……”⑩他们通过讲解、发挥这首旅歌歌词的内容，对士兵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纪律教育和军民团结合作的教育。
总之，东区服务队在蕉岭文福乡办培训班时的那一套方法，全都派上了用场。一时间，在独九旅的军营里，时而抗日歌声嘹亮，此起彼伏，振奋人心；时而寂静无声，树阴下、营房里，士兵们以班为单位,或学识字；或召开时事讨论会、日寇暴行控诉会，一扫往日死气沉沉的涣散局面。随之，军纪肃然，军事训练也跟上来了，士兵们比平日训练刻苦了许多，纷纷要求上前线杀敌立功。
部队的政治工作走上正轨之后，东区服务队又派人到地方上开展群众工作，进行拥军宣传，把独九旅驻地附近村庄的民众组织起来慰问部队和伤病员，并成立了担架队，上火线支援部队作战。通过一系列工作，军民关系有了显著的改善。眼见时间不长，部队的精神面貌、军事训练和军民关系都有了明显进步，华振中对东区服务队的工作成效十分满意。
四、转进惠州
东区服务队在潮汕前线初试啼声，协助独九旅训练部队成效显著，增强了全队的工作信心。1940年2月，东区服务队结束在潮汕前线的工作，全队由潮州步行到惠州，入住府城六角亭丘念台事先租好的房子里。
这时候，日军退出惠阳、博罗后，东江地区出现了暂时安全的局面。于是国民党开始制造国共两党的摩擦，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当时，国民党在惠州西湖设有“东江游击指挥所”（又称“惠淡指挥所”），香翰屏任主任。东区服务队在惠州期间，受香翰屏之命，主要做了以下四件事：
一是“审讯”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博罗队的被捕人员。当时惠州一带有海外归国华侨、港九青年和惠州各县青年组织的抗日政治工作团体，名叫“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简称“东江服务团”）。因他们的思想行动有所谓的“共党嫌疑”，1940年春节前后，国民党东江游击指挥所以所谓的“通匪”罪名，逮捕东江服务团博罗队的全体队员。东区服务队刚刚到达惠州，丘念台便受命前往西湖指挥所监狱，负责对被捕的东江服务团队员“问话”。随行前往的有蔡子培、丘继英、林启周、黄炳辉、魏凡、丘松学、邓慧等人。
这批抱着满腔热情回国为抗战服务的爱国青年，只因为在战地工作中做了一些超出国民党容许范围的所谓“越轨”行为，便被抓了起来。其实，早于去年底丘念台和蔡子培、丘时宛等人来博罗视察时，就已经了解到这种情况，所以丘念台受命“审讯”他们，只不过是“应付差事”而已。后来，这批爱国华侨被押送到韶关第四战区，因为实在查不出什么“罪证”，两个月后，国民党不得不把他们释放了。
二是协助香翰屏办“游击基干训练班”。“游击基干训练班”又称“游击基干大队”。这个班的班主任兼大队长李一之，是中共党员，学员都是从各地的自卫队班、排长中抽调来的。国民党办这个训练班的本意是为自卫队培养骨干，以便控制自卫队，战时能更好地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东区服务队到达惠州后不久，受命协助培训“游击基干训练班”，但没过多久，国民党怀疑训练班中有共产党人在活动，于是这个训练班也被国民党下令解散。(11)
三是调解国民党与曾生游击队的冲突。当时，在东江地区活动的中共领导的曾生“惠淡游击独立大队”（“东江纵队”前身），名义上隶属于“东江游击指挥所”指挥。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被解散后，国民党又企图消灭曾生游击队。1940年3月间，国民党以“整训”为名，下令曾生游击队调往惠州城，实际上是阴谋加以缴械。曾生是中山大学的学生，与丘念台有师生之谊。他听说东区服务队到了惠州，便专程来东队住地拜访丘念台，托丘念台出面找香翰屏沟通，要求不要调他们来惠州“集训”，允许他们去前线打鬼子。但指挥所不同意，执意要曾生游击队执行命令，双方各不相让，战火一触即发。
为避免抗日部队自相残杀，遭受损失，丘念台“力劝双方顾全大局，并提出一个折衷方案，即先调一半人来整训，回去后另一半人再来整训”。(12)指挥所假意同意这一方案，委派丘念台前往曾生部队的驻地坪山进行调解。丘念台受命后，带同蔡子培、丘继英、卓扬、邓慧等人前往坪山。双方正在会谈的时候，国民党军队突然分路包围进攻曾生部队。这时曾生才知上当，赶忙中止了会谈，率队火速撤出坪山。(13)
四是应当地驻军之请，协助“审问”钟浩东等五位回大陆参加抗战的台籍爱国青年。
五、初上罗浮
东区服务队在惠州逗留几个月后，1940年4月，全队按照预定计划从惠州出发，开赴博罗县罗浮山前线，打算在那里发动群众，组织动员增城、博罗一带靠近沦陷区的民众武装，抵抗日寇的侵略。
徐褔田村的三星书屋遗址（徐博东摄于2013年）
罗浮山，西距广州二百余里，东至惠州约百多里。共有五观五寺之胜。居山僧道一千数百人，以道士为多。战前，庙观香火极盛，自远近各地前往礼仙拜佛或旅游者络绎不绝。然而，这座超脱世俗的名山，自日寇入侵广东后，已陷于战火的包围圈里。周围的县区如增城、东莞已久沦敌手。博罗、惠阳、宝安等地，则成为敌我双方“拉锯”的地区，敌骑进退无常，沦陷数次，践踏蹂躏，民间饱尝兵燹流离之苦。至于罗浮山周围的乡村，则早成了敌我双方都不管的半沦陷区，当地土匪又多，民众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维持社会秩序和战时自谋防卫的办法，所以当地民间差不多家家户户都拥有枪支，每逢集市，男人们大都随身携带着枪支。于是，东区服务队便选定罗浮山周围这些“三不管”的地区，作为敌前敌后政治工作的根据地。他们开赴罗浮山前线后，先是驻扎在博罗县长宁乡神福岗村，不久后移驻福田乡荔枝墩村，尔后又转移到福田乡徐褔田村的三星书屋。
东区服务队自建队始，即以延安中共组训青年为模式，学习生活以“自治、自觉、自省、自训、自立”这“五自”并重为精神原则。经过两年来艰苦工作生活的磨砺，他们逐渐形成了一套有条不紊的作息制度。14他们到达罗浮山区的初期，本打算建立民间抗日武装组织，但因国民党政府不愿供应他们饷械，他们只好设法说服当地的乡间耆老和民众各自提供平时用以防范日寇和盗匪的枪械，加以编组训练。经过他们两个多月的积极奔走，努力联络，工作颇见成效：经过登记造册，他们终于组成了一支三百多人的民间武装大队。他们“早晚鸣锣集训，讲习项目包括：民族精神讲话、各地抗战动态和游击战术等，尤其着重指导怎么配合当地环境去号召民众，参加抗敌的各种方法”。(15)
正当东区服务队组建抗日武装的工作顺利开展之际，麻烦事来了。因前述“东江服务团”已被国民党当局解散，而东区服务队不仅与东江服务团的名字相近，而且工作方针也雷同，因此连带着也招致外间的怀疑。东区服务队刚刚到达惠州时，惠州指挥所就让丘念台去“审问”被捕的东江服务团队员，实际上就是对丘念台和东区服务队忠诚度的一次“考察”。不久后，余汉谋召见丘念台，指令东区服务队不要再管领武装队伍。这支三百多人的民间武装大队，是东区服务队费尽了心血辛辛苦苦好不容易才组织起来的，丘念台心里虽然十分不情愿，但也只好忍痛把武装大队移交给博罗县长黄仲榆指挥。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丘念台又要求队员们把原本发给他们自卫用的手榴弹和手枪也交了出来，悉数交还给惠州指挥所。
鉴于这种情况，中共东江特委认为，东区服务队的工作已难以开展，决定调整工作重心，从中撤出蔡子培、丘继英、关其清、卓扬等部分中共党员，加强地方工作。自此，东区服务队的实力大为减弱。
（未完待续）
注释：
①金城：《延安交际处回忆录》，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版，第15、20页。
②⑥⑦⑧⑨⑩⑪卓扬、丘继英、蔡子培：《东区服务队》，中共广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编：《广东党史资料》第八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12、214—218页。
③④⑮丘念台述著：《岭海微飚》，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94页；第205—208页；第210页。
⑤徐森源：《徐森源自传》，1967年（未刊稿），第4—7页。
⑫⑬丘晨波记录：《东区服务队队员邓慧回忆东队的工作和生活》，1983年6月1日（未刊稿），第3页；第4页。
⑭蓝博洲：《幌马车之歌》，北京：台海出版社2005年版，第50页。
（作者单位：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
（责任编辑：王志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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