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广东史志》
黄佐，字才伯，号泰泉。广州府香山县(今中山县)人。生于明弘治二年(1489)，死后赠官礼部右侍郎，谥文裕。
黄佐的生活年代正当理学盛行，因此，他从四岁起便开始接受这方面的知识，并颇能心领神会。据说他入学不久，提出的问题连老师都解释不了。正德五年(1510)他“乡荐第一”，十五年(1520)登进士第。次年，经庭试被选为庶吉士，开始跨进仕途。
也许是因为他意识到自己的性格不适合官场习惯，不会有所作为；也许由于对理学的潜心致志，他并不想选择当官为宦这条道路。当庶吉士三年满考后，他即“上省亲疏，力恳得允”，于是迳回广东。抵家后又上疏要求养病，打算不再北上。这时朝廷正好决定编纂《广州府志》，就让他在广州主持其事，直至修志完毕才又还朝。之后，他以翰林的身份出任江西佥事，不久，改任广西督学。这一任命倒适合他的素志。在职期间，他一方面与诸学生员一起探讨理学精义，一方面又修书院，编辑出版《理学本源》等书，在所管辖的郡邑广为颁行。他把淳风俗、育人才视为己任，“即獞子弟皆教之”，使这一文化较为落后的地区逐渐出现向学之风。这时，他得到母亲病重的消息，即匆匆向朝廷“乞休”，也不等上面的批示，便急急忙忙奔回家中。为了这事，他差点受到朝廷论罪。后来还是吏部经过一番调查，核实他母亲确乎年高病重，他才得到从轻发落，只“致仕家居”完事。其实，这倒是他求之不得的美事。这样，他终于得以在家中潜心穷究理学，著书立说，并设草堂接待求学的人，过着一种淡泊平静的生活。
不过，象他这样颇有名气的人，要长期过清净的日子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时，推荐他出山的朝野大臣为数不少，以至后来他又不得不起任翰林编修兼左春坊左司谏，再次涉足官场，“寻进侍读，掌南京翰林院。召为右谕德。擢南京国子祭酒”。丁母忧后又再任少詹事。有趣的是，象他这样并不热衷官场的人，后来却是因“竞进”之嫌被罢官。事情是这样的:当时吏部左侍郎的职位空缺，黄佐系被推荐接任的候选人之一。但由于同时还有几个人想争这一肥缺，以致互相争吵诟詈，于是凡涉及这一事件的人差不多都被弹劾，一直没有任何争夺表现的黄佐也被牵连进去。本来他是完全可以出来辩明自己的清白，然而，他把这一切都看得很轻，所以便默然回广，“卜筑禺山之阳”，继续那中断了几年的读书赋闲生活。旧史志说他“通籍三十年，在朝仅数载”，这也许可以作为他一生仕途方面的最简单的总结。明嘉靖四十五年(1599)，黄佐七十七岁谢世。临死前还“整襟拊带”，并说了一句颇为玄妙的话:“宏毅之学，当如是也，小子识之”。可见他对理学的探究是怎样的执着。
黄佐一生的著述，其数量是相当可观的，旧说有三十九种，现在还可以见到篇目的尚有明刻的《广州府志》《乐典》、《乡礼》、《明音类选》、《广东通志》、《庸言》、《六艺流别》、《泰泉集》等八种数百卷。仅此而论，也不愧为当时的大著作家。但从他的著述内容看来，涉及的主要还是理学及史志方面，而两者又是紧密相关的。
就理学而言，黄佐对理的见解，在他所处的时代是有其独到之处的。他认为“理即气也。气之有条不可离者谓之理，理之全体不可离者谓之道。盖通天地、亘古今，无非一气而已”。他把理和气看为同一的东西，气为万物的本体，而理则是气变化发展的规律。他还认为，气本来是一个统一体，但这个统一体中又存着矛盾双方，如阴阳、动静、往来、阖辟、升降等，“循环无已，积微而著，由著复微”，于是产生了天地万物。万物的生灭过程中，“千条万绪纷纭胶”，无限复杂，但其中“卒不可乱”，总有“所以然而然”，这就是理。所以理“初非别有一物，依于气而立，附于气以行也”。这就排除了二元论的可能。出于这种见解，黄佐进一步议论说:“非谓未有天地之先，毕竟是理，而理在气先；亦非气以成形，理亦赋焉，而理在气后”。就像耳目有视听聪明的理，当没有耳朵和眼睛，就不可能有视听聪明这一属性；而一有了它们，视听聪明也同时出现。因此视听聪明并非后出于耳朵和眼睛。这样，理和气也没有先后之分。关于理在气先还是气在理先的问题，宋代理学家已经展开过争论。以张载为首的朴素唯物主义者认为气在理先，气是本体；而以朱熹为代表的唯心主义者则认为在混沌的状态中，理与气浑沦未分，但如果要说先后关系，则此时但有其理而已，即是说理先于气，理是本体。到了明代，尽管陈献章、王阳明的心学已经颇有影响，但理气的先后之争仍在继续。相对张载和朱熹的观点，黄佐明显是走折中的道路。但是应该看到，在他的观点中，多少还是存在一些积极因素的，这主要表现在他把气作为天地万物的本体，而把理仅看成规律性的东西，并否定了它与气的并列地位。从这里我们还是可以发现他那明确的朴素唯物论倾向的。当然，他那折中的态度也不是没有缺陷，但这恐怕是因为他过于强调气与理在出现时间上的一致，而忽视了它们的依存关系所造成的。与张载比起来，这一点确实存在更不彻底的地方。
在谈到认识和涵养方面，黄佐的观点较为陈旧，基本没有超出朱熹的知先行后说，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直接对抗。史志曾有这样的记载:当黄佐在庶吉士三年满考后回家省亲时，途中顺便拜访了王阳明，同他一起讨论“知行合一”观点，两人展开了激烈的争辩。黄佐认为知就象眼睛，而行犹如双脚，人走路虽是眼睛和双脚一齐行动，但毕竟是眼睛先已看好方位双脚才到那里，所以，应该是知先行后。王阳明则认为当人看到好色而产生的爱慕心理，或是闻到恶臭时产生的厌恶感，这本身既是知，也是行，“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知行是合一的。最后王阳明指责他“太信宋儒”，而黄佐则援孔子讲过的“知之未尝复行也”，说明知先行后的观点在孔子时便有，并不是宋代理学家才这样讲的。这使王阳明不得不歉意地说:“直谅多闻，吾益友也”。王阳明晚年的确少讲“知行合一”，但这很难说是黄佐问难的结果。其实不管怎么说，黄佐对知先行后的持论，并没有给后代提供什么新鲜的思想材料。
在黄佐的著述中，地方史志的编纂占有不小的比重，计有《广州府志》七十卷，《广东通志》七十卷。《广州府志》的明刻本已佚，只有《广东通志》尚保存完好，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地方志编修的一些观点。在该志《凡例》中，黄佐就开宗明义地指出:“通志犹列国之史。孟子曰:‘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程子曰:‘治天下以正风俗、得贤才为本’。此修志之大要也”。认为地方志就象列国的史书一样，其内容应包括土地、人民和一方之政事，且须以正风俗、得贤才为宗旨，以便史修而国治。在《广东通志序》中，他把这些观点阐述得更为明确:“然则将欲正风俗，得贤才，俾民一变至道，诚无以易此矣”。从他那理学家思想出发，修史也成了存天理、灭人欲的一种手段，这不能不说是当时那种历史条件下他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特点。当然，中国传统的史学观点也支配看他，以古鉴今也是他修史的重要原则。在序文中他还说到:“■今视昔，鉴戒炯矣，其犹资治之史乎”。这一点，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完全一致的。在编纂《广东通志》时，他“采撷颇繁”，“凡三历寒暑而后成，盖事事不敢苟且也”。这种认真的态度，也是非常可嘉的。
治学的严谨也许可以溯自为人的正直耿介。他被任命为广西督学时，旧例拜谒抚臣当行跪礼，但黄佐却蔑视这一无理的尊严，只是长揖而已，保持了自己那凛然的人格。后来任少詹事，又敢于在大学士面前独持己见。当时有人劝他不妨“委蛇从时”，他却说:“道长，时也；道消，亦时也。吾惟与道偕行而已”。这种独立的精神即使在现在看来，也并非不是难能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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