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黄佐、黄培芳等为代表的香山黄氏是岭南望族，书香世家。自元代迁居香山以来，名儒辈出，载誉邑志。其中第八世黄佐和第十六世黄培芳为明代鸿儒和清代巨儒，两人分别总纂了明嘉靖《香山县志》和清道光《香山县志》，而黄培芳之侄孙黄映奎、黄佛颐父子二人，则分别任民国《香山县志》分纂、跋的作者。香山黄氏一族数代，传承修志，彰显出其家族“诗书世业历十数世而家风不坠”的学术成就，同时也为丰富和传承香山及至岭南历史文化作出了卓越贡献。
一、书香世家
据民国《香山县志》记载：黄氏家族,迁自江西筠州(今高安县)。始祖黄宪昭，在元朝担任西台侍御史，因直言谏被贬岭南，卒于途，其子黄从简落脚南海（今广州）,官至宣慰司副使，成了筠州黄氏入粤第一人。黄从简之孙黄温德，曾任香山守御，病逝后长子黄洙前往香山替补军役，黄氏家人随之迁往，黄氏籍贯香山由此而来。
现存的明清两代六部香山县志对香山黄族五世黄泗及黄瑜、黄畿祖孙三人分别作了记载。黄泗(1381—1450年)，字惟清，号源远，晚号七十翁。明初香山著名富翁，以乐善好施，讲义气，有古君子作风而闻名香山。黄泗之子黄瑜(1426—1497年)，字廷美，举人。天顺七年（1463年），应诏奏《六事疏》。成化五年（1469年），任广东惠州长乐县知县，在任15年，礼贤兴学，整肃纲纪，施行开明之策，做了许多实事。辞官归里后，从香山迁居省城，在庭院种植两棵槐树，筑休憩亭作为读书之处，自称“双槐老人”，世称“双槐先生”。遗著《应诏六事疏》、《书传旁通》10卷、《双槐文集》10卷、《双槐岁钞》10卷等。黄瑜的儿子黄畿(1465—1513年)，字宗大，初号清虚子，晚号粤洲，人称“粤洲先生”。黄畿精于理学但绝意科举，著有《易说》、《粤洲集》6卷、《皇极经世书传》8卷、《三五元书》25卷、《删正黄庭经》等。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称颂黄畿：“盖粤人书之精奥者，以先生为最。”可惜正德八年（1513年），黄畿陪儿子黄佐赴京应试，途中染病去世，年仅49岁。
黄氏家族第八世黄佐是香山黄族数百年间最为出类拔萃的人物。黄佐（1490—1566年），字才伯，号泰泉，进士。嘉靖初由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此后历任江西佥事、广西学督、南京国子祭酒、少詹事等职。与大学士夏言政见不合，弃官归养。潜心钻研孔孟之道，著书立说，晚年又在广州建泰泉书院，门人弟子众多，世称“泰泉先生”。病逝后，诏赠礼部右侍郎，谥文裕。黄佐生平著述宏富，至少有500卷。作为明中期岭南著名学者、理学家、史学家、方志学家，《明史》特为其立传；《明儒学案》专为其设“泰泉学案”；《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在明人之中，学问最有根底，文章衔华佩实，亦足以雄视一时”。就是这位明代鸿儒总纂了嘉靖《香山县志》，该志是现存的最早的一部香山县志。
明末清初，黄佐重孙辈保持气节，不仕清朝，谨守先世事业，其中以黄逵卿最为著名。黄逵卿(1626—1693年)，字广恩，号香樵，搜罗前辈著述文章，补辑校刊《泰泉集》；重修祖屋祠堂，恢复旧址。清朝中叶，黄氏家族日渐衰落，直至嘉庆、道光年间，黄佐第八世孙黄培芳再次传承祖业，成为继黄佐之后，香山黄族又一位以学识闻名岭南的杰出人物。
黄培芳(1778—1859年)，字子实，号香石。清嘉庆九年（1804年）考取副贡生，道光二年（1822年）补武英殿校录，道光十年（1830年）授乳源、陵水教谕，升肇庆府训导，得赏内阁中书衔。晚年主讲羊石书院，自称“粤岳山人”。工于诗文书画，善作行草，以诗闻名，与番禺张维屏、阳春谭敬昭并称“粤东三子”，又有人推崇其三人及顺德吴梯、黄玉衡，吴川林联桂，镇平黄钊，尊称“粤东七子”。生平所著甚多，计有50多种数百卷之多。病卒于咸丰九年（1859年），享年81岁。就是他传承黄佐之志，总纂了道光《香山县志》，在香山县志编纂史上留下英名。
黄培芳之父黄绍统(1726—1788年)，长期担任广东石城县（今廉江市）训导，后升任琼州府教授，病逝于琼州。以操守廉洁，潜心治学，博学能文，受到石城人爱戴。著有《仰山堂遗集》3卷、《石城县志》8卷以及《古文五选》，时人称之为“仰山先生”。黄培芳胞兄黄沃楷，堂兄弟黄沃棠、黄芝，儿子黄熊文、黄照文，侄孙黄光奎、黄映奎等等，均有著作传世。黄培芳称之为“八百里府第，十八世书香”。
清末民初，香山黄氏再次参与了香山县最后一部县志——民国《香山县志》的编修，黄培芳侄孙黄映奎、黄佛颐父子，又一次传承家学，加入编修地方志的队伍，分任广东通志局分纂、香山县志分纂，为香山县最后一部县志民国《香山县志续编》的编纂和出版作出了贡献。
至此，香山黄氏自明至清，再到民国，绵延数百年，书香世家，传承邑志，成就了香山县志编纂史上的一段佳话。
二、黄佐与嘉靖《香山县志》的编修
香山黄氏第八世黄佐不仅是明代中期岭南著名学者、理学家、史学家，而且是著名的方志学家。黄佐入仕以后，凭借多年任职地方和在粤治学的经历，以及较高的学问名望，常被地方官员邀请主持纂修方志。纵观黄佐一生，他至少主持或参与纂修五部方志，分别是嘉靖年间《广东通志》70卷、《广西通志》60卷、《广州府志》70卷、《广州人物志》24卷、《罗浮山志》12卷、《香山志》8卷等，为岭南留下了丰富的地方文献遗产。
嘉靖《香山县志》是黄佐主持或参与纂修的第三部志书。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福建举人邓迁任香山知县，政教并举，打算重新编纂《香山县志》，于是专程派人去广州请丁母忧回乡的黄佐担任总纂，选派县文学齐启、郎良、胡礼等人予以协助。黄佐欣然答允，亲自制定编纂凡例，让门人杨维震等起草编写，自己作最后润色。此志大致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开始编修，至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书成刊刻。全志共八卷，每卷为一大类，分别是：风土、民物、政事、教化、官师、黎献、艺文、杂志。每一类下有细目，共六十九细目。作为一县之志，体例虽不如省志、府志严谨全面，但至少保留了二级纲目的体例。黄佐纂修这部方志，主要是为补旧志之不足，负责的工作也主要是裁定和撰写论赞，所费心力不如《广州府志》《广西通志》以及后来的《广东通志》，但这部县志依然是明代县志中少见的内容严谨、体例规整的佳志。黄佐自序此志是一部“风土以观美恶，民物以察簦耗，政事以审弛张，教化以知兴替，官师以稽贤否，黎献以考盛衰，艺文以备征信，杂志以辨妖祥”①的志书。若干年后，岭南著名学者陈沣在编纂同治《香山县志》时，称之为“三百余年之旷典，一朝具举彬如也”②。因旧志不存，此志已成今人能见到的最早的《香山县志》，且仅有一部存于日本京都大学，弥足珍贵。黄佐非常重视方志的教化作用，认为方志的功用不仅在于汇集文献，而且能够“清盗贼，变民风”，规范和教化处于海滨之地的基层乡民，使他们遵从孔孟正道，最终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在《香山县志》中，黄佐在第四卷专设“教化志”，收入“国礼”“县礼”和“乡礼”等条目，而其中的“乡礼”即为其传世名作《泰泉乡礼》的节本。该“乡礼”提纲挈领收录乡礼纲领、乡约、乡校、社仓、乡社、保甲六节，其中以乡礼纲领所录较为详尽，其他部分仅为大略，集中反映出黄佐对普通乡民给予礼仪教育，最终整治国家的观念和志向。为了更好地推行他所推崇的乡村教化理念，黄佐还在香山莲峰山下购买官地，立义田，建祠堂，以身作则实行乡礼，希望家乡后人能够实践他的教化理想，淳朴民风。黄佐长于诗词文学，在诗词文赋方面颇有造诣。在编著《香山县志》时，用其所长，在第八卷专设艺文志，下分文、辞、赋、诗，辑录前人有关香山的文、辞、赋20余篇，收录上自南陈、唐、宋，下至明朝的诗词50余首。这些文、辞、赋、诗，不仅赋予了黄佐所修方志独特的文人特色，丰富了志书的学术内涵，更是对香山艺文方面丰富的乡土资源的最原始的一种纪录。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三、黄培芳与道光《香山县志》
道光年间的《香山县志》倡修于道光六年（1826年），在70余年未修香山县志的情况下，香山县知县祝淮与乡绅议定重修县志。鉴于黄培芳祖籍香山，先祖黄佐曾总纂过嘉靖《香山县志》，培芳本人又是名闻岭南的巨儒，香山县乡绅们经商议举荐黄培芳担任《香山县志》总纂，于是修书给时居广州的黄培芳，请他继承祖业承担此项重任。黄培芳欣然应允，知县祝准又礼聘进士彭年等六人予以配合；该志于道光七年（1827年）在城西开局，各都均设立了采访局，“分其劳任”，“专其核实”；为求尽善尽美，祝淮还聘请了博学者南海人曾钊、嘉应人李光昭在衙斋商榷修订。这本由祝淮主修、黄培芳总纂的《香山县志》，史称“祝志”。
黄培芳是鸦片战争前广东知识界中长于“防夷”海防战略研究的学者之一。在总纂《香山县志》过程中，他认为“海防尤海疆所重”，必须“特立专门”，详述有关海防事宜。作为谙熟地情的香山籍名士，黄培芳非常重视香山特别是澳门在海防中的地位和作用，在“海防”篇中，强调广东海防战略“应以香山为要,而香山海防尤以澳门为要”。在此基础上，对珠江口的海防部署作了“综观全势”的考虑，认为：广东海防应“以广州为中路,而广州海防以香山为中路,左则东莞新安(今深圳市宝安县),右则新会、新宁(今台山县),必犄角之形,成应授之势”③。在海防防卫策略上,突破了明末清初以来所持的“固地为守”的孤立防卫策略,主张沿海各郡县区为藩篱,外海内河陆地互为唇齿的整体防卫策略。
黄培芳尤重“澳门”防卫，在序言中该志明确指出：“……东南濠镜浪白外蕃杂处，抚驭尤难，向来邑乘粗有编述，八十年间，唯印司马澳门记略四卷，专主海防，而志之简略如故”④。鉴于此，“祝志”在“海防”卷中特设“澳门”，对明代葡人占据澳门至道光六年明清政府文功武略加强对澳门的防卫进行了详细叙述，在叙述中除了继续插入“暴志”所用的原始文献资料外，还增录了明代王希文《重边方以苏民命疏》、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雍正两广总督孔毓珣《酌陈澳门等事疏略》、乾隆分巡广韶连道薛馧《澳门记》、嘉庆知县许乃来拒绝澳葡借师助剿海盗提出越权要求的《许乃来澳夷檄略》等有价值的文献资料，录入“濠镜澳全图”“东环图”“西环图”“海防毗连总图”以及“澳外戎属与各属交界图”五张地图，对澳门及其周边地域予以详细展示。
道光《香山县志》编修之时，各都均开设了采访局，聘请人员“分其劳任”“专其核实”为县志的编纂作资料准备。培芳在总纂该书时，将大量通过实地调查获得的可靠资料录入志书，并且把这些资料与文献材料相印证，以案的形式加以补充勘误说明。如对前山寨至濠镜澳距离的叙述，“祝志”在引用《阮通志》记载后，结合实地调查，从水道、陆道加以勘误；对前山寨城的传述，除了引用《澳门纪略》资料外，结合“采访册”，对前山寨三个城门的名称予以补充勘误等等。道光《香山县志》还在谙熟地情的基础上，对相关记述加以评论，如对关闸的设立，编者认为“关闸之设，前山寨所藉以为势者也，然闸在迳南，逼近望厦，莲峰俯瞰之，澳夷有变，彼扼望厦之隘，据莲峰之险，能用其长矣，而我守一线之迳，距山五六里，进无可凭，退无可倚，即后有策应亦不能并驰合进，故守于南不若守于北，尤不若既守于南再守于北也，红夷垂涎澳地，倘争市妄蠢动，我临以威而彼不受，则不能不用兵，故关闸之防宜熟筹也”⑤，对关闸的设立提出异议等等，都为研究香山的历史提供了独一无二的具有乡土情怀的文献资料。
在总纂《香山县志》时，黄培芳更是开了修订、校点之先河，该志“严义例，明限断，缺者补之，讹者正之”，采引资料详细注明出处，录入诗文改用隶书夹注，同时以案的形式对先前志书记载存在疑问的地方加以详注。对图的添设十分严谨，编纂者“绘图必亲历开方，山川必审晰支脉，都乡必细书里”⑥，该志共收入县境全图（附城郭图）等十余图，同时以“图说”一目对每幅图作了详细明晰的说明。黄培芳细致严谨的学风为道光《香山县志》赋予了长于校正、考据和资料出处等方面的优势，为后世留下可信的文献资料。除了总纂《香山县志》八卷外，黄培芳还自撰《香山志》一卷，在自序中黄培芳写道：“香山者广州之大邑也，自秦郡县天下而汉史列传未尝称某县人，兹志不名县法古，且避官书也。道光七年余总纂香山县志八卷，复约为三篇，櫽括土地、人民、政事，附诸家集以贻好事者。”⑦此卷《香山志》不复存。
四、黄映奎、黄佛颐与民国《香山县志续编》
民国《香山县志》始修于1915年，1923年冬月刊成，主修香山知县厉式金，总纂进士补授浙江钱塘县知县在任候补知府汪文炳、进士补授法部都事司郎中张丕基。该志共设十六卷，记载下限截至宣统三年（1911年），体例一如前时，新绘舆图，新增氏族一卷，其余误者正之遗者补之，黄映奎在卷末跋赞其“其纲举目张，足补前志之未及”⑧。
香山黄氏再次参与了此本《香山县志续编》的编纂。当时知县厉式金聘请了孝廉林星舫等“富于学而肯勤其力者”参与编修，黄培芳之侄孙黄映奎及其子黄佛颐父子之名赫然列于其中，被同称为是该志的“踵成之者”，而黄佛颐更是被列为该书分纂之一，黄映奎则在卷末为全书作跋。
黄映奎(1855—1929年)，字仲照、日坡。学海堂专科生。黄培芳侄孙。光绪二十六年（1901年）岁贡。宣统元年（1909年）粤中举贡会考，被选送京城任职，未成，遂游关外诸名胜而归。梁鼎芬倡议修《广东通志》，受聘任通志局分纂。创办中国文专科学校，授徒30余年。晚年入罗浮酥醪观为道士。生平勤于著述，遗著有《续广东通志艺文略初稿》、《国朝岭南骈体文钞》、《山堂思旧集》、《感书杂咏汇存》等。
黄佛颐（1886—1946年），字慈博，号慈溪。黄映奎之子。宣统元年（1909年）拔贡。他幼承家学，博学多才，工诗文词，着力研究整理乡邦文献。曾先后担任广东通志局分纂、香山县修志局分纂、广州时中学校校长。著有《广东宋元明经籍椠本纪略》、《珠玑巷民族南迁记》、《广州城坊志》、《广东金石录》、《广东乡土史》、《岭南藏书家考略》、《黄氏家乘续编》等。其中，《广州城坊志》利用了数百种文献资料．旁征博引，巨细不遗，系统收辑广州内城，北城外、新城、西城、河南等地的人物、园林、府第，坛庙、古迹以及掌故传闻等，是一部研究古代广州城市沿革地理必读之书。在《珠玑巷民族南迁记》中，黄佛颐利用族谱四十多种，反映经由南雄珠玑巷迁移到南海、番禺、顺德、新会、鹤山、香山、东莞、恩平、广宁、清远、宝安、阳江、增城等县144处154个姓氏的情况，并从前人诗文集、地方志和各姓族谱中辑录有关珠玑巷历史、北方民族南迁来由及其迁移时间等资料，加以考证，为后人了解和研究南宋罗贵等37姓97人流徙入粤以来历代经过珠玑巷南迁移民的历史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民国《香山县志》编纂于民国初年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由于军阀混战，政局动荡，该志的续修，虽然没有像同时续修的《广东通志》那样半途夭折，但是过程同样曲折反复。先是编纂伊始，因兵乱，主修厉式金不再担任知县，修志工作停顿；及七个月后厉式金复任，总纂汪文炳刚刚重理旧业便不幸身故；厉式金复请张丕基独任总纂，集士绅重新进行修纂；又遇经费短缺，经多方筹措才勉强维持，于1920年夏定稿成书，次年付印，1923年才最终由广州西湖街墨宝楼出版。这部历时九年历经波折的县志耗费了不少人的心血，黄映奎、黄佛颐父子不仅在卷首语中荣列“踵成之者”名单，黄映奎还在卷末为该志做跋，两人为此志的编纂出版所作的贡献从中可见。
民国《香山县志》作为香山最后一部县志，补充了同治《香山县志》后至宣统三年（1911年）30余年的历史记载，为明清以来香山数百年不绝的修志史划上了句号。香山黄氏作为岭南文化世家，数代传承编纂县志，在这一传世文献工程中功不可没。无怪乎黄映奎在卷末跋赞其“纲举目张，足补前志之未及”的同时，也对黄氏家族与香山县志的渊源发出感慨：“嘉靖邑志成于先文裕公，道光之志从祖香石公曾汇其总，今是书之成也，长子佛颐竟得载笔，从诸君子后附骥以传，欣幸之余，第恐 有忝家学尔。”⑨这是对其家族“诗书世业历十数 世而家风不坠”的欣慰和肯定。
注释：
①嘉靖《香山县志》“序”。
②⑦同治《香山县志》“序”；“序”；卷二十一，“艺文”。
③④⑤⑥道光《香山县志》，卷四“海防”；“序言”；卷四“海防”“澳门”；“序”。
⑧⑨厉式金、汪文炳、张丕基：《香山县志续编》，“跋”。
（作者单位：珠海市地方志办公室）
（责任编辑：梁晓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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