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由于战乱，中国出现了大量的战争难民，其中包含相当数量的难童。为妥善安置流离失所的难童，政府发动各界力量在各地开设儿童保养院和保育院。学界对此关注颇多，成果也比较丰硕。①但是，目前关于抗战时期设在租借地的保育院之研究不多，抗战时期在法国租借地广州湾设立的广东省第五保育院尚未引起学界足够的关注。
关于广东省第五保育院的研究，谭启滔的文章《南路抗战中的郑坤廉》②和吴子祺的文章《抗战时期的张炎与张明西》③有所涉及，但是由于主题和篇幅所限，两文均没有对抗战时期郑坤廉在广州湾救济难民的事迹展开进一步论述。因此，笔者不揣冒昧，拟对抗战时期郑坤廉主持广东第五保育院的事迹做一补充考述，以求教于大家。
一、第五保育院的建立
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之后，成千上万的中国平民颠沛流离，无家可归，其中数以百万计的难童是亟需保护和教养的对象。国难当头，中国社会各界紧密团结起来，共同投入到救济难童的事业当中。1938年1月13日，《新华日报》刊发报道《发起组织战时儿童保育会》的新闻，号召救济儿童，尽快组织成立战时儿童保育会，发起人有沈钧儒、郭沫若、邓颖超、宋氏三姐妹等184人。1月24日，战时儿童保育会发起人会议召开；27日，战时儿童保育会筹备会成立，推选李德全为筹备会主任委员，郭秀仪等八人为筹备委员，邀请宋美龄担任会长。
1938年战时儿童保育会理事在汉口圣罗易女中合影，邓颖超（后排右一）、宋美龄（中排右五）、李德全（中排右四）、郭秀仪（后排右三）。图片来自“战时儿童保育会”网站。
2月28日，宋美龄主持召开战时儿童保育会筹备会会议，讨论建立保育院、募捐、教养难童等问题。3月10日，战时儿童保育会在汉口正式成立，700多位中外来宾出席会议，推选宋美龄为理事长，李德全为副理事长，理事56名。保育会还聘请了国共双方领导人、各界知名人士、国际友人和驻华使节等286人为名誉理事，其中，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为名誉理事。④战时儿童保育会总会在汉口成立后，陆续在各地建立分会，江西、四川、广东、广西、湖南、安徽、浙江、陕西、山西、贵州、福建、陕甘宁边区、香港、成都等省市地区普遍设立了儿童保育院分会，总数多达61所。其中，战时儿童保育会广东分会成立于1938年4月22日，分会地点最初选在广州，后来迁至曲江、兴宁，推选伍智梅、上官德贤、吴菊芳、吴珣、林苑文、徐芷龄、马风岐、冯晓云、雷砺琼、黄翠夙、陈明淑、郭顺清、何巧生、罗慕班、梁定慧等十五人为常务理事，负责广东分会会务一切事宜。广东分会成立后，下设六个儿童保育会，见下表：
从上表可见，广东第五保育院（又称“第五儿童保育院”“粤五院”）成立于1939年6月，首任院长为郑坤廉。从保育会总会和地方分会各级保育会主持领导者来看，多数的政府行政长官夫人热衷于难童救济事业，如全国总会的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冯玉祥夫人李德全、黄琪翔夫人郭秀仪，广东分会的李汉魂夫人吴菊芳、吴铁城夫人马凤岐、余汉谋夫人上官德贤等。
此外，广东下属的保育院院长几乎都拥有大学文凭，并曾在此前担任一定的社会职务，如广东第一保育院院长林苑文（1908—1978）是广州人，岭南大学文学系毕业，曾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委员，《妇女月刊》编辑委员。再如广东分会秘书兼任广东第二保育院院长雷砺琼（1909—）是台山人，岭南大学教育系毕业，曾任广东妇女联合委员会委员兼总干事，中国妇女慰劳会广东分会委员兼总干事。广东第五保育院院长郑坤廉的背景也大略如此。郑坤廉（1907—1952），祖籍中山三乡桥头村，出生于日本神户，父亲郑发是旅日侨商，有8个子女，郑坤廉排行第六。后郑发全家回国，郑坤廉因此得以在广东高等师范附中就读中学，后考入中山大学经济系，期间与张炎相识、相知、相爱，于1932年元旦在厦门大学举行婚礼。她不仅拥有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还具备杰出的管理领导才能，曾任广东南路妇女服务队总队长，组织剧团，进行抗日救国宣传工作。
第五保育院于1939年6月在遂溪县麻章墟开始筹备工作，原本打算设在广州湾附近属于华界的遂溪寸金桥，但为了避免空袭，最终选择设在西营（今霞山）与赤坎之间的屋山村。筹备组首先在西营益智学校小学部设立难童收容处,派出抢救队到涠洲岛、廉江、遂溪、吴川等沿海地区收容难童，在南路地方行政长官张炎和陈学谈、许岐伯、李月恒、张韶石等当地绅商的赞助支持下，在屋山村租得余亩地搭盖茅棚作为宿舍投入使用，从7月开始盖搭茅棚，到9月初才完成第一期建造。⑥作为院长的郑坤廉在第五保育院开幕式上作了题为《做千百万儿童的母亲》的讲话，她说：“抗战建国的事业，当然是千头万绪，而儿童保育，实是最光彩最主要的一环。假如这一着的工作办得好，那么，因敌人凶横暴戾而致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的千百万儿童，就不会可怜地沦为奴隶牛马，祖国的新生血液，就不至于大量亏损……谁都不能否认，儿童是我们民族的新生命，是抗战建国的后备军。这样，在抗战中假如我们不能好好地去保育儿童，那就算我们抗战胜利了，但能否不折扣地建立一个三民主义的新中国呢？这是一个疑问，我以为我们建国之能否成功，最重要的要视乎在抗战中我们能否教养好千百万良好的儿童以为断。”⑦可见从一开始，郑坤廉对救济难童事业的长远意义具有深刻认识，在她的主持下，第五保育院顺利开幕并逐渐开始正常运作。
二、第五保育院的运作
第五保育院建立之初，收容儿童254名，李特在《第五保育院的概况与展望》中写道：“其中百分之八十来自琼崖，百分之十来自涠洲岛，余则来自合浦、遂溪、番禺及广西等地的都有。”⑧这些难童中海南籍占了绝大多数，其他的小部分则来自广州湾周边地区，这与当时日军占领海南之后，海南岛民众纷纷逃难到广州湾的情况是一致的。据载：
“查琼崖沦陷后，南路各地难民麋聚日多。据遂溪县长及各方报告，只广州湾一处，难民数目已数万人，近且增加不已，鸠形菜色，饿殍载道，情形至为凄惨，实有从速设法收容救济之必要。”⑨大量海南人逃到广州湾后产生“饿殍载道”的现象，第五保育院也就担负起收容救济部分海南难童的任务。
在郑坤廉的主持下，第五保育院的难童救济教养工作进展顺利。保育院共分为7班教学，设幼稚班和小学一至六年级，每班设班主任一人。保育院有教员22人，其中男教员5人，女教员17人，多数受过高等教育或中学师范教育，除了郑坤廉是中山大学毕业生之外，教务股长李有杰是西南联大毕业生。班主任关素梅、张美德、周德恒、梁坤翘、郑梨云、谢玉良等，保育员杨凤泽，体育老师沈敏基等都热爱本职工作，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
事实上，处于战争环境中的儿童保育事业是抗战过程中产生的新兴事业，因此要求教员每天除了工作8小时外，还需要进行“自我教育”4小时，其办法就是由教员组织“抗战文化室”，院内工友和保姆可以自由参加，共分为八组，分别是壁报、体育、读书、座谈、歌咏、戏剧、联谊，并以“集体自教”配合保育工作，经常邀请当地文化名人和医生等前来指导。这一举措既提高了教员的知识水平，又丰富了院内的文化娱乐活动。由于保育院的孩子多为无家可归的难童，这些孩子便以校为家，教员同时担负起父母的部分责任，因此融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为一体，即“养教兼重，保教结合”。
学校课程安排有国语、算术、常识、音乐、体育、美术、劳作等，不同年级的各个科目上课时间有所不同。⑩
在1940年4月4日儿童节来临之际，郑坤廉在《战时南路》第10期发表一篇名为《儿童节与南路儿童事业》的文章，认为在1925年日内瓦举行“儿童幸福国际大会”之后，世界各国出现不同日子的儿童节，当时中国儿童节是“双四”即4月4日，比欧美日本各国的日子算是最前的，也象征着中国的儿童应该站在世界儿童的最前头。但是现实中中国儿童命运悲惨，“一切人类史上的儿童空前惨运， 中国儿童几乎件件齐全”。她坦诚地说：“我生平最爱儿童，近两年来服务儿童事业，当此纪念人间鲜花节日，愧无相当礼物以赠我无数儿童，更无满意成绩足以安慰自己，但对于年来的南路儿童事业简单检讨，公诸以就正于各界热心人士，更进而为无数儿童呼吁社会人士予以深切注意与实际援助，却属一件不无意义的报导。”可见郑坤廉对中国难童充满爱心，并希望引起更多人关注儿童事业并提供援助，这是因为保育院在实际运作中遭到不少困难，其中最主要的困难即是经费不足。郑坤廉在文中说：“经费有限，物价腾贵，尤以第五院，分会发每儿童每月教养费六元五角，伙食一项即须八元，加以其他教育用费，二百五十几个儿童，每月不敷就在一千二百元以上；再如领发经费，须逐月造报人数后请发，儿童数目一日一日不同，公文往返费时，大有‘巧妇难为无米炊’之感。”11广东分会每人每月只给6元5角，但是每人伙食已经用去元了，更不用说还有其他的教育费用。李特在《第五保育院的概况与展望》中同样谈到这个问题，他说当时物价飞涨，国币贬值，广州湾买卖以白银为单位，所以上面下拨的每名儿童每月费用国币6元角不够使用，因为当时儿童每月伙食都用国币8元了，加上其他教材、文具以及日常生活用品等至少需要国币11元多。而且“过去之所以能维持现状者，幸赖地方人士及海外侨胞的热心捐助，但捐款乃临时性质，今后的经常费如不能筹措补充，确难维持下去”。针对此况，李特当时提出的解决办法是：一、“总会准本院伙食费照实数报销”；二、“扩大宣传，希望海内外同胞继续捐助”；三、“计划生产种树农作物以资弥补”。12此外，还有增建院舍的问题。1939年9月完成保育院第一期建设后仅能供240名儿童使用，而且这些宿舍是使用茅棚搭建，寿命通常只有两三年，下雨天容易漏水，冬天则容易引起火灾，因此需要改建为砖瓦建筑。如果继续收容难童，也必须增建宿舍。
所幸的是，当时广州湾社会各界也颇为关注难童救济问题。中共当地支部大力支持郑坤廉救济难童的事业，“海南岛沦陷后，大批难民涌入广州湾。张炎夫人郑坤廉在市郊楼下村举办‘广州湾难童救济院’，许乃超通过‘赈灾会’给予资助。中共广州湾支部也发动菉塘世基小学、调罗启英小学、新村小学、陈铁黎明小学等校师生捐款给予支持。”13此处的“广州湾难童救济院”即应为“第五保育院”。此外，1940年2月10日是琼崖抗战一周年纪念日，广州湾琼崖同乡会与广东省赈济会和西营区第一义学发起举行纪念会活动，参加会议的有“第七区张专员、第五儿童保育院郑院长、省赈会广州湾办事处王副主任、琼崖各团体学校及侨胞千余人”。14时兼任广东省赈济会广州湾办事处主任的张炎与郑坤廉俱上台训话。
在郑坤廉的领导下，经过多方努力，经费问题有所缓解。据载，当时经费来源：“一是依靠总会的下发，二是依靠社会工商界的捐助。由于经费有限，只能保证每天两餐粗饭淡茶。尽管如此，保育生所用的课本、文具和一些必需的生活用品，还是保证供应的。另外，每年还发给每人两套蓝白小方格布制的便服盒一套黄色的校服。”15这表明第五保育院基本能维持运作。
三、第五保育院的成就
1940年11月，郑坤廉因为身体健康问题辞去第五保育院院长职务。不久，“以广州湾地点沿海，恐受倭寇之侵扰，仍以迁院计划为宜，乃于第十次常务理事会议通过将四五院合并，将五院儿童迁并四院，仍由李朝辉充任院长”。16随即第五保育院北迁到高州帅堂与第四保育院合并。1941年6月，第四保育院从高州帅堂北迁，经信宜、罗定、梧州、柳州、衡阳到乐昌坪石，并入第三保育院。从1939年6月到1940年11月，郑坤廉担任第五保育院院长的时间长达17个月，在此期间她努力为难童救济事业奔走，使第五保育院取得较大成就。
第五保育院收养的儿童曾经流浪各方，习惯不一，使得经常有刚入院的儿童出逃，再加上营养不足，水土不服等方面的原因，导致院中儿童百病丛生，最常见是肠胃病、皮肤病。保育院在建立之初药物缺乏，衣被床褥也不够用，但在郑坤廉的领导下惨淡经营，情况日渐好转。难童经过收养后，在营养上有所补充，体重、身高也趋向正常。郑坤廉满怀欣喜地说：“辛勤的园丁，如今我们已可从数百个往昔衣衫褴褛的小叫花子的活动中得到微笑，虽则这一微笑是不满足的，然而我们已可拿出事业来报答关心这种事业的人士，就以三个团体中不先不后的第五院来说吧，根据几个月来的测验报告，各个儿童的体重最少增二斤，有多至三斤者，他们的营养，较诸入院前的情况：占百分之十的丁等营养已完全没有，甲等营养以前没有，现在已占有了百分之二十。他们会抓上舞台排演救亡歌剧，他们已能出现于讲台作滔滔如流的议论，凡此等等，都足以证明园丁的辛勤决不至于落空。”17可见，这些难童不仅是在身体上得到营养而愈加健康，在思想文化和个人素质上也得以有所提升。
当时海南籍六年级学生符名渊在《战时南路》第10期发表习作，题目是 《想起我的故乡——琼州》，部分内容如下：
回忆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的早晨，敌机炸我的故乡时，炸弹声把我的爸爸妈妈吓得手足无措，人似狂潮地跑，哭泣的惨状，令我永远不忘！第二天早晨，壮丽的海口就被日军抢夺了！
……
逃难的同乡，食宿没法解决，漂流；走不脱的同乡，只有终日愁苦，受气。我二百多个小同乡，现在能够在这里——第五儿童保育院——读书，自然万幸极了！但只要我，一想起故乡，我便会由烦闷而愤慨，握紧拳头，誓为解决三百万水深火热中的同乡，打回琼州岛，杀绝琼州岛上的鬼子，消我满腔仇恨！
此外，第五保育院六年级学生韩仁写了《春天的感想》一文，表达了在战乱中的憧憬。他写道：
“春天的精致真值得我们来爱恋啊！在此热烈欢迎‘春光降临’的呼声中，一切沈（应是‘沉’，引者注）睡的小生物，都被仁爱的春光唤醒，并鼓励向着‘生存之路’而前进了！我们呢？我们自然不能例外。”19字里行间充满乐观，并体现出热爱大自然和生活的积极态度。
可见，第五保育院对于当时收养的难童意义重大。这些孩子从第五保育院走出去后大多继续读书，如“1940年夏，五院第一届小学毕业生20人，被送入广东省南路临时中学（原广雅中学）后，又转去曲江市琼崖联合中学粤北分校的初中部就读。
1942年秋以后，他们先后又转入湖南芷江国立第20中高中部读书。”20这些难童经历过战乱，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其中很大一部分念到大学毕业，成为社会栋梁。如前提及到的保育生符名渊经过自己的努力奋斗，在20世纪80年代曾担任广东省水电学校党委书记。
2015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原第五保育院的教员陈帆已经是94岁高龄的老人，她在《忆起75年前在屋山过中秋》一文中回忆了1940年的中秋节在广州湾第五保育院得善长仁翁前来慰问，一起欢度中秋节的情形。在该文中，陈帆写道“总队长（指郑坤廉）这种和蔼可亲的、带有笑容的面孔，说话稳重、声调柔和，确是令人永远难忘的。她给了我们无限的勇气，知难而进的精神，使我们不断克服困难、使各项工作前进了一大步。”
概言之，抗战时期广东省第五保育院的建立是民族统一战线抗战背景下的产物，郑坤廉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心血。第五保育院的运作也有赖于社会各界的鼎力支持，显示了国共两党在救济难童事业上的精诚合作。虽然第五保育院设立的时间不长，但却救助了广州湾周边地区的许多难童。第五保育院的建立是在极端困难的抗战环境中，广大仁人志士为了民族存亡与国家前途，积极救济难童的实际行动，更是中国广大妇女谱写救亡图存爱国篇章的一个缩影。
注释：
参见谷秀青、彭雷霆：《近年来关于抗战时期难民研究的综述》，《江汉大学学报( 人文科学版)》2006 年第1 期。
谭启滔：《南路抗战中的郑坤廉》，《赤坎文史》2006 年第5 辑，第129 页。
吴子祺：《抗战时期的张炎与张明西》，《赤坎文史》2006 年第5 辑，第148 页。
孙艳魁：《战时儿童保育会与难童救济》，《民国春秋》1996 年第2 期。
杜永强、李静英、张韦：《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广东分会简史》,《保育生通讯》1998 年第1 期。
郑坤廉：《九月来的第五儿童保育院》，载广东省妇女联合会、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妇女运动历史资料8》，1991 年内部发行，第458 页。
郑坤廉：《做千百万儿童的母亲——在第五儿童保育院开幕致词》，《战时南路》1939 年第3 期。
李特：《第五保育院的概况与展望》，《战时南路》1939 年第10 期。 ⑨广东省振济会编：《广东振济》，广东省政府秘书处编译室1940 年编印，第62—63 页。
郑坤廉：《儿童节与南路儿童事业》，《战时南路》1939 年第10 期。
中共湛江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在广州湾活动史料》，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第145—175 页。
《广州湾各界琼侨纪念琼崖抗战周年》，《星岛日报》1940 年2 月18 日第2 版。
翟明战：《民族之魂：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抢救抗日战争三万难童纪实》，珠海：珠海出版社2004 版，第323 页。
雷砺琼：《三年来广东的保育儿童工作》，原载1940 年《广东妇女》，见广东妇女运动历史资料编纂委员会编：《广东妇女运动历史资料汇编1937 年—1945 年》，1988 年内部发行，第410 页。
符名渊：《想起我的故乡——琼州》，《战时南路》1939 年第10 期。
韩仁：《春天的感想》，《战时南路》1939 年第10 期。
陈帆：《忆起75 年前在屋山过中秋》，《湛江日报》2015 年9 月4 日第A09 版。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文学院古籍所）
（责任编辑：王志伟）
粤公网安备 44010402001378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