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发展概述
广东地处南粤，万山重叠的南岭将广东与中原地区隔离起来，使得广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落后于内地，文化教育上也是如此。书院——这一中国古代最富特色的教育机构，在广东的兴起也要迟于中原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关于广东书院的起源至今仍不十分明晰，有研究者引《永乐大典》中《三阳志》记载，认为南宋理宗淳祐三年（1243）为纪念韩愈所建的韩山书院和九年（1249）为纪念周敦颐所建的元公书院已初步形成教学、祭祀、藏书的规制。①另外，刘伯骥在《广东书院制度沿革》中认为宋嘉定年间，梁百揆罢官讲学于禺山，讲学处就是禺山书院，并将之视为广东正式书院的起源。②现有明确记载的是淳祐四年（1244）所立的广州番山书院，它列文行忠信四斋，以藏书教授。③另外淳祐年间，提点刑狱杨大异在曲江所立的濂溪书院（1246年建，1254年更名为相江书院）建立年代虽不是最早，但因“建筑设备颇具规模，以祠贤为立教的要务，教士以理学为宗”等特点被后人视为广东最早的书院。④但即使是濂溪书院也与当时建制周全、名闻天下的四大书院相去甚远。宋代广东书院起步较晚，数量很少，制度粗糙，确为事实。
元初，书院遭一时冷落，但四年后迅速开始恢复。至元二十八年（1291），朝廷诏令地方创办书院，对书院予以支持。在此形势下，广东书院在整体上也有所发展，规制上逐渐完备。如在广州地区，纪念周敦颐并教养诸生的私立濂泉书院，有学租米763石8斗4升，钞37定14两5钱，而当时广州地区7所县学的学租总额也不过是米827石16斗12升，钞76定173两36钱8分，单独而论，没有一所县学比得上濂泉书院的学租之富。⑤又潮州韩山书院“两庑辟斋舍馆诸生，供食有庖，岁租有廪，浇灌寝室，祭器贮藏有备。”⑥这大致符合马端临所言：“（书院）田土之赐，教养之规，往往过于州县学。”⑦元代广东书院和宋时一样，在规制和教学内容上都仿效江浙和中原之路，教学内容也以程朱之学为旨，数量很少。另外，元朝把书院作为官办教育的组成部分，广东的重要书院和其它地区一样属于全国的官办学校系统。
在明初，经过百余年的沉寂后，广东书院渐渐兴盛，不仅数量上较宋元时期有了迅速扩充，在全国书院中所占比例和影响力也极大提升。明代成化、弘治年间，广东名儒陈献章（陈白沙）设帐授徒，有100余名来自广东和外省的学生在其门下求学，形成了很有影响的江门学派。他的弟子中最有成就者是粤籍的湛若水。湛若水和同期的另一位大儒王阳明的讲学活动直接带动了明代广东书院的兴起。王以良知之学，行江浙两广之间，所到之处即开办书院亲自讲学，是以东南景附，书院顿盛。⑧湛若水承接白沙，标榜心学，游谈奔走，所到之处必定讲学，讲学之地即成书院，与王学分庭抗礼。明代广东书院总数已位居全国第三，新创办的数目跃居第二，⑨江门学派声望远播，显赫一时，极大改变了宋元时期广东书院的落后状况，成为全国重要的学术中心。
清初，朝廷对自由讲学的书院防范再三，对其采抑制乃至废止的态度。禁而不止后，朝廷改变对书院的政策，变压制为控制。雍正十一年（1733），朝廷命督抚开办有模范意义的省会书院，这不但把书院教育列为国家正统教育体系的组成部分，而且在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省级书院（明代已经有省级书院，只是明代的行政单位是布政司）。当时多数省份设一所省级书院，由于两广总督府不在省会广州，所以广东的省级书院有两所：一是设在省会广州的粤秀书院，二是设在两广总督府治所肇庆府的端溪书院，各得朝廷赐银一千两。⑩乾隆元年（1736）谕曰：“书院之制，所以导进人才，广学校所不及”11，书院的地位得到进一步认可。据统计，有清一代，在书院的创设、兴复两个方面，广东都居于全国前列12，不仅数目大增，并且遍及全省各地。同时因为清代官学腐败，使得本为官学补充的书院在成效上超过官学。特别是在省一级，官学缺，所以粤秀和端溪书院取得广东省最高学府的地位。“到十九世纪后半叶，清朝严重腐败，府州县学普遍停止教学”13，书院地位更显重要，成为维持传统教育的重要场所。但是，书院官学化的倾向使得科举制度不断渗入，制艺时文、会课应举成为书院大务。同时，作为江门学派的重镇，从明后期到清初，广东学界多传白沙、甘泉之学，有崇尚空谈的流弊，学术研究也停滞不前。乾嘉时代号称学术繁荣之期，江浙皖等地汉学大盛，广东学界却寂寞无声。这样的情形自1820年阮元督粤，创办学海堂，提倡经古训诂之学，不事八股文、举子业后开始转变，朴学研究在不断发展。广东省内继举办的菊坡精舍、广雅书院等都继承了学海堂的传统，广东也一跃而成为全国朴学研究的重地，促成广东书院发展的高峰时期。
1901年，清廷下谕将全国书院改为学堂，省会的书院改为大学堂，府和直隶州的书院改为中学堂，州和县的书院改为小学堂。到1910年，广东全省书院改制大体完毕，多数改为了新式学堂，也有一些关闭、改为祠堂或作它用。
二、科举与学术
明初推行重官学、兴科举的文教政策，规定非官学出身不能应科举考试，导致诸多士子趋于官学，而科举考试以八股取士，“一般士子，除钦定性理大全外，几乎一书不看”14，以致学风不振，学术不昌。不少有识之士深恶科举之害，遂纷纷创办书院，倡导自由讲学。湛若水在《大科训规》中明确规定，书院乃学问之地，非问学道义之士不予接纳。在兴盛的讲学活动中，学人不仅形成了师生相传、师友辩难、同门切磋的学风，而且学者的云集、思想的交锋也大大促成了学术的发达。湛若水在大科书院讲学时，南海籍名臣方献夫建石泉书院，霍韬建四峰书院，三所书院皆在西樵山，三位学者皆自由讲学问道，名儒在而生徒聚，于是冠盖往来，从游者众，互倡心性之旨，学风大盛，西樵山也成了广东的学术中心。明代不少著名书院作为学术中心，联讲会、搞会讲，鄙弃科举仕途，考课亦受冷落。只有一些乡邑小书院，如广东英德的龙山书院、桃溪书院、翁源的翁山书院“因经费较少，难以常年养士“，所以没有固定的教学，只有月课之制，”每月定期聚士会课，作文作诗，评定甲乙，优者给予奖金。“15
清代，随着书院的官学化，科举制度不断渗入，会课应举在书院中的重要度越来越高，书院的月课也与学政岁试的课题相衔接，书院发展成培养士子参加科举的场所。广东省内，规模较大的粤秀、越华和端溪书院经费充足、藏书丰富、管理比较严密，常年共有六百余名士子在学肄业，在广东科举龙虎榜上成鼎足之势。府州县书院则是为高一级书院提供生源，教学活动是为升学服务。同时，考虑到每届科考落榜之人中必不乏优秀人才，为避免他们流失无学，广州知府罗含章还在羊城书院定季课章程，请府衙官员学使等出题，每季加考一次，让在南粤各书院肄业的落榜生徒前来应考，考取的就送往羊城书院肄业，名为“乡试遗才试”，这一举措极大增加了羊城书院生徒中举的数量。16在主事者热情投入中，官办书院的教学与用人制度日趋成熟，发展为书院教育的主流。这时私立书院虽也有发展，但已不能与官办书院的强大势力抗衡。事实上，因朝廷的规范使得天下书院趋于科举之事，私立书院也几乎毫无例外地向官办书院靠拢，成为官办教育的附庸，书院教育的成败都是以登科进甲人数多寡为衡量。这是全国同一的情形，整个教育系统都为科举服务。
嘉庆十年（1805），广东著名学者、诗人冯敏昌掌教粤秀书院时曾指出：“窃惟书院之设，乃国家乐育人才之至意，与各宪栽培士子之盛心。然广东书院至于今日，弊坏百出，不可救药……每书院数百人之中，实可谓之竟无一人真想读书耳。士风之下，识趣之卑，一至于此，可胜叹。”17书院不再像明朝那样是为自由思想和学术追求而建，而成为为官府培养候选者的场所，失去了社会声誉。一些有识的官员和山长感此状况，也力图对书院进行一些改革。著名学者全祖望应邀主管端溪书院时就增添古学一试，鼓励诸生认真读书，希望改变院里“沉溺于帖括之学”的学风。但广东书院追求科举功名的局面直到学海堂创办后才发生了明显转变。
阮元是扬州学派重要人物，以兴学教士为急，在浙江创诂经精舍，以经古之学课士子，来到广州后则仿诂经精舍法开课学海堂，以经史训诂为主，针对当时书院积弊，宣布不考八股文、不教科举课程，标明其追求培养真才实学之士，讲求征实致用的学风。同治六年（1867）建立的菊坡精舍和学海堂一脉相承，其山长陈澧是学海堂首届专课肄业生，一开始就表明“如学海堂法，课以经史文笔”18.菊坡精舍学长可考者十人，有五人任过学海堂山长，另五人也都是学海堂专科毕业。19张之洞因慕“甘泉阮文达之为人，所至以兴学育才为亟”20，创办广雅书院时坚持屏除书院帖括词章之习，课题“勿庸考试时文”21.粤省陆续兴办的嘉应崇实书院、琼州五公精舍等也都仿效了学海堂的
办学模式，一些书院也在课试中添设古学。故学海堂后，广东学界“数年间文风丕变”22，成为朴学研究的重地。梁启超曾就此评阮元：“学问不如东原，而推广力过之，……广东近百年的学风，由他一手开出。”23
虽然大量书院还是以科名相尚，但学海堂开创的学风却得到菊坡、广雅等书院的延续和发扬，形成一个学术研究的卓越群体。因清初战争和文网深严等缘故，广东学术文化一度陷入停滞闭塞状态。
嘉庆二十五年（1820）前，广东书院山长几乎有一半是外省人，但随着广东文化教育逐渐恢复，对外省学者的依赖性不断减少，具有第一流学术水平的粤籍人已基本能满足书院教育不断增长的需要，其中担任过学海堂学长、菊坡精舍山长的陈澧和曾执掌端溪、广雅书院的朱次琦，更是突出人物。
虽然陈澧“之旨在融朱子于康成”，朱次琦“之论则在纳康成于朱子”，24二人实际的学术取向大相径庭，朱次琦更“以学术故，终身不就学海堂之聘”25，但二人皆提倡汉宋兼采的新学问、新学风，并在书院教学中传播自己的学术理想，培养和影响了众多学子。东塾、九江两大学派并著时望，粤人每引以为豪。陈、朱不仅在岭南，而且在全国也享有盛名。作为粤籍学者，他们的学术成就极大提升了广东学界在全国的地位。另外曾钊、侯康、梁廷楠、邹伯奇、谭莹诸人也卓然成家，为当时全国一流的学者。“经师词宗，联翩蔚起”26，成为广东学术文化史上灿烂的一页。
书院是能较为自由地超越科举。注重学术讲授的教育机构。谢国桢在《近代书院学校制度变迁考》中说：“书院之设，虽有流弊，然而利弊相权，其可以表现人才提倡学术。”27超越功名、讲究学术是从学海堂到广雅书院的突出优点，体现了求学问而非求出身的书院精神。在学术价值四散分崩的时代，在广东众多书院一心追求功名利禄、讲求时文制艺时，是学海堂到广雅书院的努力恢复了书院作为地方学术中心的地位，使得广东书院教育再次振兴。
三、官学与私学
南宋中期，朱熹等理学家开设书院，讲授自己的学说，兴起自由讲学、自由就学之风，吸引众多士子，为书院教育赢得了巨大的声誉。南宋后期，书院被朝廷纳入了全国的官办教育系统。元朝继承这一制度，官办书院山长与官学的学正、学录、教谕一样，都由礼部、行省或宣慰司任命，广东曲江的相江书院、惠州的丰湖书院、雷州的平湖书院等都由官方委任山长。28对于学生则指予“可用为教官，可取为吏属”的出路，和京学州县学生徒相同。29结果，书院失去了私学的特点，丧失了活力。明代，书院保持了私学地位，不受全国统一制度的控制，书院随着渐渐兴盛的私人讲学之风步入发展时期，在一些名儒大家的主持下，书院教育呈现出有别于官学的特色。自嘉靖十六年（1537）至万历、天启年间，朝廷基于政治原因，曾四次下令“禁毁天下书院”，致使全国各地书院大受摧残，甚至是一蹶不振。嘉靖时，远离京师的广东不是重点禁锢之地，书院发展势头一直还在维持，是以江苏学人钱谦益于万历年间尝称：“岭南文人蔚起，与吴越争胜。”30但也在万历年间，广东书院开始被大量拆毁，“名贤梦寐之地，遂为烟蔓之场”31.自此一挫，私立书院引导学风的盛况其后没有再现。
清朝雍正十一年（1733）以后，书院再次被纳入官学体系，但其自由教育的特点，不同于官立学校固定模式的特质，使得一些官员扶持书院借以实现自己的教育和学术主张。阮元、张之洞都既有显赫的学者身份，又对书院情有独钟，使得他们参与创办的书院，即使属于官办也具有较强的个性特点。作为书院所在地的最高行政长官，他们能上奏朝廷支助修复，请皇帝赐御额御书，将荒闲的土地、无主之田划拨给书院，使书院获得固定的经费来源，同时又能用其学者的身份，为书院延聘师儒、招收生徒、置办藏书、制订学规。例如所需经费甚巨的刻书，当时刻版最多的是学海堂、端溪书院、菊坡精舍、广雅书院这些经费充足的官立最高书院。广东书院的复兴得益于官员的扶持，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但官员的参与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能迅速有力地集中人力、物力资源，提高书院程度，这是私立书院无可比拟的优势。但另一方面，因为清廷将书院纳入官学系统，阮元等人是以在职官员身份参与办书院，创办的也是官立书院，必须遵循朝廷的规定。长期以来，官学的掌教者，由官府派充，生员无所选择，州县学按籍贯入学，学官也不能跨越区域招收生员。但书院没有这些限制，教学是师生双方的事，生徒慕师学而来，有的来于本郡，有的来自远方，可择师可易师，同时教师也有选择学生的权利。教师四处宣讲，学生四方游学，对于区域间的文化交流很有帮助。但清代改变了宋元明时期对书院生徒资格不作明文规定的传统，乾隆元年（1736）上谕有“负笈生徒，必择乡里秀异，沉潜学问者”，“其恃才放诞佻挞不羁之士，不得滥入”的规定。32乾隆九年（1744）礼部命令各驻省道员“专司稽查”诸生资格，“有学有品之士”，“才堪造就者”方准入院肄业。“33学海堂的专课肄业生由学长公举，选择的标准是志在实学，学有根柢，不驾声气。陈澧被举为专科肄业生时，已经是举人。菊坡精舍的学生则是从粤秀、越华、羊城三书院选拔而来的。广雅书院学生从广东、广西两省诸生中调集，标准是”才志出众“，并规定了各府名额。清代书院官学化的发展，使得它对招收的学生有了名额、籍贯、资格和水平程度的限制。明时的学者们常自开山堂，发扬个人学旨，学术门派的流变都倾注于书院之中。湛若水到处创办书院宣讲自己的学说，四季居寓四处，直显潇洒快意。但清代书院的官学化限制了学者自开山堂自由宣讲，往往是主政者在书院创办后再聘请山长。虽然书院山长在与地方大吏出现意见分歧时，大多会挂冠而去，不受约束，34不过主政者的喜好和意愿对山长的讲学活动还是会形成诸多的限制。主张汉宋相融最力的”陈澧有一大批未刊稿在本世纪初被发现，它们之所以未刊，也是因为其中有太多攻击考证学的文字“35。
中国从汉朝开始发展起全国性的官办学校系统，而书院是五代时期才出现的教育机构。尽管书院实际上也有很多缺点，相较于官办学校，书院的管理具有较大的灵活性，书院的学术活动具有官办学校不可相比的特色。明代王阳明、湛若水以良知之旨各立门户，通过讲学相互争论，通过书信往来相互驳难，也各有追随之人。当时在广东韩江流域一带，书院多主阳明之学，珠江流域一带，书院多主白沙之学，平分秋色又声气相应。而康有为与广东各大书院山长谈学问，常辩论得脸红耳热，跟随在康有为身边的学生端坐旁听，也获益不少。36康与朱次琦围绕《新学伪经考》的交往辩问更有著名的书信传世。学者需要自由思索、自由表达他的思想，需要开放地和其他学人讨论，以验证充实自己的观点。当书院整体上向官学化靠拢时，学派争鸣、自由讲学的特色就会逐渐失去。梁启勋回忆说：“广州有五个大书院，它们的名字是学海堂、粤秀、越华、菊坡、广雅。那时没有学校，这五个书院，可以称为省立研究院。”37
从明万历八年（1580）利玛窦进入广东，这里成为了同近代西方文化接触最早的地区，但在阮元、张之洞的主持下，广东的书院成为朴学研究的最后重镇。虽然学海堂、广雅等书院努力恢复经史实学的传统，并增设了西学课程，进行了仿效学堂、走出八股文窠臼的内部变革，但在“中体西用”的指导思想下，官府保持着对书院的控制，终使广东的书院没能利用独特的地缘优势成为开风尚之先的场所。中国教育的现代化，并不是从传统教育机构的主体——书院开始的。
书院废除之后，旧学人尚在，斯文遗风也还延续一时。1920—1921年，一些学海堂旧人在官员支持下曾复举学海堂考课。38民国时期，一部分广东文人移居香港、澳门，1923年创“学海书楼”，固守传统的文化学术。他们不仅著书授徒，还整理编纂了大量的方志文献，使广东文献典籍得以保存。今日我们所见的民国版广东各地的县志、续县志绝大部分就是他们编纂的。39流风所及，学海堂不朽的学术成就仍然延续至今，惠及后世。可以想见，倘若书院不与官学同步变革，能维持其民间私学特色，有更开放的知识生产空间保留自由进行学术探索的传统，即使不一定“群流竞进、异说蜂起”，40也能在西化大潮中为“国故之学”保一席之地。
晚清政府变革教育，推行西式学校制度是中国教育向现代转型的重要之举，如不利用书院已有基础，新式学堂的大规模建立不会很快达到。但同时也要注意到的是，自清季中后期起，书院的改革探索一直在进行，虽然没有走出较为成功的道路，但力图改变书院专尚制艺的风气，恢复书院引导学风、成为地方学术中心的传统，强调研究经史、通经致用，加入自然科学的教学等努力并非毫无成效。这种尝试通过书院的内部改革，为传统教育走出发展之路的方式是因朝廷的一纸命令中断的。
清光绪十四年（1888），广州有两所书院创办，它们就是日后著名的广雅书院和格致书院。广雅得张之洞之力，成为清末广东最为显赫和重要的书院。由美国传教士所办的格致书院是以书院为名的新式学堂，实际的宗旨课程与中国传统书院大不相同。开办之初，广雅得各界赞誉享有盛名，格致却只是勉力维持，三年后因主办教士回国而停办，直到光绪二十五年（1899）才重新开办。光绪二十八年（1902），朝廷停办书院，广雅按谕改为大学堂，后又因朝廷令各省不能有官立大学堂而改为高等学堂，民初又改为中学校。格致书院初办时虽举步维艰，但其仿效欧美教育、传授西学新知的特征，符合中国教育从清末开始的向西式教育变革的路向，逐渐为各界认可。光绪二十六年（1900），格致书院更名岭南学堂，光绪三十三年（1907）开始提供高等教育的课程，向大学发展。
1918年第一届获得学士学位的学生毕业，岭南学堂正式将校名的中文名更为岭南大学，办理文、理、农、社会科四组课程，致力于发展成完备的多科性综合大学。岭南大学是近代广东历史最长的高等学府，在1924年广东大学成立前，一直独领两广教育界风骚。相较于从格致书院到岭南大学的发展历程，从广雅书院到广雅中学的转变颇让人遗憾。一是在于地处和西方文化接触最早的广州，因张之洞中体西用的指导思想，隅于在传统中变革，以至变革中真正属于现代教育性质的因素并不多，也没有顺利自动地演变为现代意义的学校；二是在于它本为清末广东最高学府，因局于官办的身份而必须尊朝廷的命令不能办为大学堂，从而失去更大的扩展机会，限制了它本可以充分发挥的作用。
书院之废是因于与官学的合流，使得它无法保持作为一项独立事业的品格和地位，既没能守住中国传统文化，又没能应对西潮东渐之危，内部变革之路也被中断，最终只能在朝廷整体改革官学的做法中成为淘汰之物。但文化教育改革并非朝夕可成，五四前后，梁启超、蔡元培、胡适、毛泽东、蒋百里等人纷纷重新发掘书院制度与精神的优长，反省现代学校制度。千年弦歌，弘扬学术，书院形成了中国教育史中别具一格的场所，承载了中国学术发展的脉络流向，记录了中国文化史上最丰富的篇页，流风所及，书院所涵，今日仍有借鉴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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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3《钦定学政全书。书院事例（乾隆朝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第 30 辑，台湾文海出版社 1974 年版，第 1523页，第 1527 页。
34黄海妍：《清代广州官办书院》，《经营文化——中国社会单元的管理与运作》，香港教育图书公司 1999 年版，第 345 页。
35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4 页。
40“倚席讲论、群流竞进、异说蜂起”是章太炎先生心中理想的教育制度——学会，他的设计来自中国传统书院的讲会制度。
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99 页。
（作者单位：贵州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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