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高州府位于广东西南端，与广西相邻。明洪武元年（1368）改元高州路置府，治茂名县（今广东高州城），洪武十四年（1381）起辖茂名、电白、信宜、化州、吴川、石城一州五县，辖境相当于今天广东省高州市、信宜市、电白县、化州市、茂名市区、廉江市、吴川市。高州府是粤西地区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明代高州府进士数量居广东省中游，在广东科举占一席之地。在文化上，进士群体、科举竞争力与广东省内其它区域有着共同之处，亦有自身的特点。就广东进士群体研究而言，不够系统、深入，且不均衡，主要集中于海南（琼州）、惠州、东莞等地①。而对科举实力位居全省中游的高州府，尚缺乏深入的研究。因此，这就为本课题留下了一定的研究空间。
一、明代高州府进士数量及其分布
（一）明代高州府进士数量
本文所指进士，是指明代文举考试中，通过殿试而获得进士及第、出身的人，不包括乡贡进士、岁贡进士、特用进士及武举考中的武进士。进士数量的考证，主要以著籍地为准，参照《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明代登科录汇编》《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会试录》《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等资料，翻查《广东历代方志集成》中高州府志、茂名县志、电白县志、化州县志、信宜县志、吴川县志、石城县志，并吸收学界的一些新成果，最后统计得出明代高州府进士数量为39人。
（二）明代高州府进士数量的县际、各朝分布状况
1.明代高州府进士数量的县际分布状况
从全国范围来看，明代高州府进士的数量并不占优势。在15个直省中，广东排名十二；在明代广东省府际（包含相当于府的直隶州）间，高州府以占全省进士的4.4%，排名第六，仅次于惠州府[1]，处于广东省中游。据吴宣德的研究，按籍计，明代进士府均154.4人，县均17.4人，就广东而言，进士数均值超过均值的有广州和潮州二府，州县进士平均数超过17.4人的有广州府。而高州府只有6.5人，在府县都两个指标都没有超过均数[1]。
注： 表1参照吴宣德：《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76页中表2—18 广东布政司各府进士分布表，以及陈友乔、李建忠：《明清惠州府进士的分布及仕进情况研究》，《惠州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的表1绘制。
高州府进士数量在县际的分布情况如表2所示，茂名居首，化州次之，两县进士共占全府的64%.二者的这种压倒性优势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茂名作为首县，化州曾为高层政区的治所，因而经济社会、历史人文发展程度相对较高。
吴川、石城大体居中， 二者合计占总数25.63%.信宜、电白则靠后，属于比较匮乏地区。
通过对表1的分析，可以看到明代高州府进士数量在县际间的分布具有不平衡性，茂名和化州拥有进士的绝大部分，体现了明显的地域差异。
2.明代高州府进士数量的各朝分布状况
明代科举制在发展中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探讨明代高州府进士数量在各朝的分布状况，首先要对各朝进行分期。关于其分期，郭培贵提出“四分法”：洪武至永乐为“创制期”，洪熙至天顺为“发展期”，成化至隆庆为“成熟和鼎盛期”，万历至崇祯为“僵化与改革期”。[2]然而高州府进士数量在各朝分布状况并非如此，而是呈现了自身的分布特点（如表3所示）：一是洪武至永乐，本是明代及其科举的“创制期”，但该时期高州府进士总人数是呈上升趋势，平均每科人数都达到1人以上，此后各朝都达不到这样的水平，从进士数量上说，这个时期应该说是明代高州府进士数量的“鼎盛期”；二是洪熙至天顺“发展期”，进士数量从明初的“鼎盛”突然下滑，在宣德、正统年间，进士数量颗粒无收，景泰、天顺年间才发展起来，成化至隆庆，进士数量、平均每科人数都呈现出反复，总体上是下降趋势。三是万历至崇祯年间有所反弹，但不占优势。通过对明代高州府进士数量在各朝分布的分析，可以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从明初到明末，进士数量在明初达到顶峰，永乐后一度下降，期间有反复，但总体是呈现下降趋势，大致呈“乙”字形；就进士分布时段而言，并不均匀，其中有5朝无进士分布。
注： 表3中，洪武年数包括开科前3年；朝代的年数来源，主要依据方诗铭：《中国历史纪年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并参考张晓东：《甘肃明清进士地理分布研究》，西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
为了进一步说明进士数量在各朝代的分布状况，有必要对历朝各县（州）的进士进行统计和分析。从表4可见，高州府进士数量在明代历朝的分布，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是从洪武至永乐，进士分布的范围有所扩大，从茂名、化州、吴川到石城、信宜都有分布，电白除外；二是从宣德到隆庆，各县进士数量基本上处于减少趋势，而电白进士数量从无到有，石城进士数量则在这段时间内沉寂；三是石城有所反弹，茂名、化州无法保持进士持续增长的趋势。
二、明代高州府进士数量分布的原因探析
进士的地理分布是人才分布乃至历史人文地理研究的“最佳资料”，若充分利用，历史人文地理学和区域文化史的研究有望新的突破[14].通过对明代高州府进士数量的县际、各朝分布状况的分析，可以看出，进士数量的分布具有较大差异性。而进士人数的多少、时空分布的情况，不但可以体现该地区的文化发展水平，也可以体现了一定时期内该地区的政治经济状况，是受到国家文教政策、政治形势、社会经济、文化教育、风俗习惯、进士家庭背景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是这些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下面主要从国家文教政策和区域中心转移、府治所在地的影响与本地人文衰微两大方面进行分析。
（一）国家文教政策与区域中心转移对明代高州府进士数量分布的影响
一是国家文教政策。明代科举始于洪武三年（1370）。明太祖诏告天下，“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毋得与官”[3].其时，国家初建，正是用人之际，于是下令各省连试三年，举人免会试，直接赴京听候选官。但不久，朱元璋以“后生少年，能以所学措诸行事者寡”[4]，令有司察举贤才，停止科举。但是，举荐毕竟不如科举标准明确而公平，而且也不能保证稳定的官僚来源，此外，所选的官员质量无法保证。所以，洪武十五年（1382），朱元璋又下令恢复科举，并于十七年（1384）颁科举定式，此后相沿不改。这就为明朝科举定下了政策基调。高州府的科举正是在此政策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洪武二年（1369）十月，朱元璋下令“天下府州县，俱设儒学”[15]，洪武八年（1375）正月，“诏有司，立社学，延师儒以教民间子弟”[5]。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文教勃兴，中央设立国子监，地方府、州、县、卫所设儒学，乡村设社学、义学[5]。高州府也不例外，如电白、石城的州县儒学，均在洪武初得到重建，“明代学校之盛，唐宋以来所不及也”[3]。这为科举人才的培养提供一定的条件，也是国家的层面上为科举选拔人才提供政策支持，也体现出政策对明代进士数量方面有普遍性的影响。
明初兴文之举，加之此后的岭南士大夫教化运动，广东人文兴起，“才贤大起”[6]；明中叶之后，开始直追中原，尤其是嘉靖、万历，科举有出色表现，比如，在数量、质量、著名科举人物等方面。但这一大背景下，高州府与广东其他各府异趋，这是高州府的特点之一。“一个地区科举鹊起后，若碰到长期的动乱，蕴蓄中的人才群体也会流产。”[14]明朝中后期，由于政治腐败，农民起义不断，社会动荡、天灾人祸相乘，官学渐趋衰落，教育也日渐式微，地方官学的发展已无法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高州府进士数量在洪武、永乐两朝后，并不能保持这种增长趋势。
二是区域中心转移。就明代广东的区域竞争力而言，从整体趋势看，明代的高州府在整个广东的地位有所下降。明代广东经济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到了中后期，广东经济已跃居全国先进行列[7].其中以珠江三角洲为代表，这与商品经济、海洋经济的发展和广东特有的区位优势分不开的[16].以珠三角地区核心区域的广州府为例，进士486人的高居广东首位，占全省进士总数的55%，远高于明代广东各府。高州，古粤地，秦为南海郡，汉为合浦郡，在岭南地区设立时间早，属于较早开发的地方之一。
经过隋唐五代，粤西、粤北地区得到进一步开发，人文也有所发展。到了明初，凭借国家文教政策的支持，高州府具有一定的科举竞争力。但越往后越不振。何以如此？主要在于明代广东已得到普遍开发，次核心区顺次从粤西到粤北最后到粤东沿海的推移过程[17].因此，即使在较为边远的潮州府也得到很好的发展，明代广东经济重心完全移到珠江和韩江三角洲地区。相比较其他各府的崛起，高州府在整个广东的经济竞争力有所下降。科举中心实质上就是教育中心和文化中心，也基本上是人才中心[14]。而区域中心的转移，基本上体现了人才中心的转移。因此，高州府科举成就不能重塑明初的辉煌，竞争力已经让位于潮州府、肇庆府和惠州府。
上述是从整体趋势的角度探讨明代高州府数量进士分布的原因。尽管在明中后期，高州府进士数量没有达到洪武永乐年间的高度，但也有出现了一些科举家族，其中以李氏家族为突出。永乐年间进士有李祐、李冠禄（父子），均是三甲，李祐曾为知县，李冠禄以三甲而进而为庶吉士，散馆后授翰林院检讨；弘治年间进士李学曾；嘉靖年间进士李邦直、李一迪。李一迪的次子李元畅没有中进士，但在万历十五年中举，善诗及古文词，与同时之姚岳祥、陈鑑齐名②。李氏是高州府数一数二的科举家族。此外还有石城高氏家族中的进士高魁，其祖父高尚节、其伯高桓以明经谒铨部③，其子高震 “博通经史，一时名士望其采者，咸以为程正公风，著有诗文六集传世” [25]。
（二）区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变迁与本地人文衰微对明代高州府进士数量分布的影响
一是区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变迁。南朝梁初置高州于高凉，南朝陈至唐中叶历经二迁至电白，唐中叶至元前期基本稳定于电白，元中叶至明前期，高州（府）治在电白县和茂名县两者之间往复迁移 [20]。元大德八年（1304），“迁郡治于茂名县”，此为高州治茂名之始。从人文发展程度来看，电白似乎更应体现出较高的科举竞争力，但茂名作为明代高州府的府治主要所在地，以及区域政治经济中心地位的巩固，因此进士人数相较其他县有较大的优势。其次，人文风俗的影响不容忽视。
地处粤西地区的高州，不断吸收中原文化，逐渐在科举上有一定的成绩。据地方志记载，“高州在汉晋之时尚沿夷习，逮至我朝，休明之化，而弦诵才贤辈出，科第蝉联彬彬然捋于中土。”[22]就民风民俗而言，“茂名者守其业而重为邪，电白动悍而力耕作，信宜贤野而罔嬉进，化州去学务本荣祀信巫，吴川喜讼而诏神，石城简讼而高俭。”[22]其中，化州县能取得高州府进士数量第二的不俗成绩，与曾为高层政区的治所有关，“元置化州路，国朝改路为府，洪武八年降为州，以石龙县省入，九年降为县，十四年复为州”[22]。就进士数量而言，相较于宋代进士3人，元代进士2人，明代化州进士9人，体现出科举实力有较大攀升。
二是本地人文衰微。首先，经济是人文的内驱力，这是本地人文衰微的最重要原因。当代学者司徒尚纪指出，广东历史人才差不多半数集中在粤中，次为粤东，其他地区人才多寡虽代有差别，但终因经济欠充裕，人才与环境感应非常微弱，人才分布最后自发地趋于平衡，这归根结底是经济发展水平所致[8]。“选举莫盛于前明，前明莫胜于永乐”[26]，时人已经觉察到本地科举在洪武永乐后的各朝，与明初的盛况无法比拟。其次，人文衰微与社会环境直接相关：社会稳定，文教兴盛；社会动荡，人口减少，生存尚且艰难，更无力于振兴人文。频繁的山寇，是导致民生凋敝、人文衰落的重要因素。“洪永间科第鼎盛，正统以后遂寥寥矣。
说者谓山寇困顿，户口死徙殆尽，迨征平以来渐有生齿，尚质朴少文，兾上之人鼓舞作典，有以开导之耳“[27]。兵燹之余，府城迁废，学宫、文庙等文教设施亦荡然。如康熙《信宜县志》卷七学校的记载，”人文不振，学宫门无墟圯，文庙仅存“、”城屡迁之后，科第遂于古者，岂地灵足以限人杰哉“[27].康熙《石城县志》记载，”学宫屡迁不一，明洪武年间建在县西台，九年立射围，人文辈出，于洪永为盛“[25]。
三、明代高州府进士的仕进情况
进士也被称为甲科，分成一甲、二甲、三甲，其中一甲进士与传胪被称为 ”巍科“，明代全国有394人，广东10人，其初仕情况相对稳定，受职早，起点高，明显优于二、三甲，但是高州府并无一人。一甲进士选翰林官，洪武三年五月科举诏规定：第一甲进士第一名授从六品官，第二、第三名授正七品官，赐进士及第；洪武四年辛亥首科殿试，”状元授员外郎“，第二、第三名俱授主事[9]。即除状元比初定”授从六品官“高授一级为正六品官外，第二、第三名进士都是按照规定品级授官。
明代高州府进士总人数39人，就进士的结构而言，一甲为零，二甲5人占12.8％，三甲32人占82.1％（详见表3）。自永乐二年（1404）开始在二甲、三甲进士中选拔庶吉士等制度，保证了全国包括边远落后地区的人才源源不断地进入到官员队伍乃至统治高层中来，不仅对实现各地区的人才优势互补从而提高统治效能具有重要意义，而且持续推进了各地区尤其是边远落后地区教育文化的发展，对提高各地区对朝廷的向心力、巩固统一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9]明代高州府进士39人中，翰林院庶吉士只有1人，是万历丁丑沈愗榜的姚岳祥，17岁中进士，“清正廉洁，政绩突出深得神宗赏识，神宗称之为‘南国灵芝’[10]，著有《玄珠集》。
科举最为直接的功能是选拔后备官员。由表5可见，明代高州府进士多集中在三甲。进士的殿试成绩，也就是其仕进起点[29].明中叶以后，中央与地方要职几乎全部由进士占据，甚至出现“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3]的局面，科举功名成为决定士人地位和朝廷政治资源分配的主要因素。
这既是明代科举制度发展到鼎盛时期的产物，同时也在铨选中把形式公平原则贯彻到当时所能及的最高水平。明代高州府进士在数量及其结构方面并没有优势可言，因而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其整体仕进成就。明太祖在洪武三年（1370）向天下宣布“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选，非科举者毋得与官”[3].如二甲成绩最好的是永乐辛丑曾鹤龄榜卢璿（化州）第4名，刑部主事，正六品；三甲成绩最好的是永乐丙戌林环榜陈彬（茂名）第5名，曾任王府长史。其余37人的仕进情况，中央的有都御史1人（正二品）、六部侍郎1人（正三品）、大仆寺少卿2人（正四品）、六部郎中2人（正五品）、六部主事2人（正六品）、光禄寺署正2人（从六品）、十三道监察御史2人（正七品）、翰林院编修1人（正七品）、六科给事中3人（从七品）、翰林院检讨1人（从七品）；地方的有左布政使1人（从二品）、布政使司右参政1人（从三品）、提刑按察使司副使2人（正四品）、布政使司左参议1人（从四品）、府同知3人（正五品）、州同知2人（从六品）、知县9人（正七品）；不详3人④。
明代高州府进士的数量在广东省处于中游，但是科举和仕进情况在广东省并不显著，与相近的惠州府相比，进士数量少了5人；高州府进士多集中在中下级且比重大，三品以上的高阶官员很少，而惠州府进士中高级官员不少，并出现了几位政、学两届在全国有影响力的人物，比如，叶梦熊、韩日缵、杨起元等朝廷大僚，或以事功见长，或以德行著声，或以学问扬名⑤。高州府进士《明史》有传的仅李学曾一人。明代高州府进士，重量级人物及在政学两界声名显赫的全国性人物不突出，但他们在为官期间的作为也很好地体现刚正不阿的品质。如石城县高魁，天启五年乙丑榜三甲进士，“因石当孔道，夫役频仍，魁慨然为通邑条陈请各属协助，并建议编丁随粮，永为世便，邑人德之。”当时魏忠贤当国，中外趋之，“魁独守正不阿，屡疏时政，不报，遂谢病乞休”。他的一首诗表现了他的忠直忧国之情：“年来北阙幾批鳞，欲借尚书志未伸。抗疏匡衡心欲碎，哀时贾谊泪空频”。[25]
四、明代高州府进士与地方社会
进士群体是明朝的精英，他们一身二任，在朝为官，在乡为绅。作为士绅，他们对地方社会发挥着重要影响。“绅士作为一个居于领袖地位和享有各种社会特权的社会集团，也承担了若干社会职责。他们视自己家乡的福利增进和利益保护为己任。在政府官员面前，他们代表了本地的利益。他们承担了诸如公益活动、排解纠纷、兴修公共工程，有时还有组织团练和征税等许多事务。他们在文化上的领袖作用包括弘扬儒学社会所有的价值观念以及这些观念的物质表现，诸如维护寺院、学校和贡院等“[11].明代高州府进士与地方社会的互动，主要体现在维护地方秩序、进行文化建设、开展公益事业三方面，对高州府地区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一）维护地方秩序
明代高州，地方不靖。影响地方秩序的因素有很多，主要包括贼寇和灾荒。天顺三年（1459）秋广西瑶民攻围化州；天顺四年（1460）广西蛮贼陷信宜县城；嘉靖十一年（1532）阳春瑶民攻陷高州府及茂名县城；隆庆五年（1571）辛未冬十一月倭寇袭电白城陷之；万历四年（1576）信宜、罗定、阳春等多地的瑶民起义。至于灾荒，正统十四年（1449）化州、吴川、石城大水；成化二年（1466）丙戌石城地大震；万历二十四年（1596）丙申大饥，石城疫；万历四十五年（1617）丁巳秋七月吴川石城飓风大作，屋尽圮。为此，高州府进士群体积极向朝廷和地方官府建言献策，维护地方安全。
一是议建高州卫所。洪武二十四年（1391）辛未夏五月，同知在地方士绅的建议下，“奏添设沿海依山碣石神电等二十四卫所城池，收禁海民隐料无籍等，立堡拨军屯守，从之”[23].朝廷接受了这一建议，并于洪武年间建置高州卫所，对此后的海贼、倭寇进犯起到了一定的防卫作用，有效地维护了地方安全。
二是奏请朝廷帮助罗江百姓重建家园。姚岳祥，万历丁丑沈懋学榜三甲15名，翰林院庶吉士，心系地方百姓疾苦，并顺利解决了一次潜在的社会变乱。当时罗江流域的俚族州民，建房只能用泥土篱笆茅草，而不能用砖瓦，因此每到夏秋季节，台风来袭，不少州民流离失所，很容易造成社会变乱。姚岳祥在归里调查灾情后，将实况奏请神宗，并赋诗一首云：“泥土作篱笆，苦竹夹长茅。白天日登堂，夜里星作客。无风母快乐，有雨儿叫怕。
老少皆作怨，广东大块瓦“[12].明神宗对此深表同情，赐银予罗江两岸百姓重建家园，不久罗江流域也建了砖瓦住房，州民不再流离失所，从而避免了可能的社会动乱。
（二）进行文化建设
科举群体不仅构成了明代现任官员和后备官员队伍的主体，而且由于他们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所以，又成为当时思想、文化产品最主要的传播者和创造者[18].因此，他们也可以依靠自身所拥有的文化权力参与地方文化建设。这是他们作为进士的优势，也是他们作为地方士绅在地方文化建设方面的义务，主要表现在进行家族文化建设、著书讲学、促进地方文风方面。
一是进行家族文化建设。进士在地方社会往往以家族为主体，良好的家学环境是大家族文化权利延续的重要基础，因而家学的传承不但是家族建设的重要内容，更是地方文化建设的重要方面。如李氏家族，永乐年间有进士李祐和李冠禄，弘治年间有进士李学曾，嘉靖年间有进士李邦直和李一迪，其中李佑和李冠禄是父子，李一迪是李学曾的从子，而李一迪的次子李元畅在万历十五年中举，善诗及古文词，与姚岳祥、陈鑑齐名⑥。上述李氏进士均出自于华山李氏一派，民间有“一门九举三进士”之说。石城高氏家族中的进士高魁，天启乙丑余煌榜三甲136名，也有较好的家学渊源。高尚节（高魁的祖父）、高桓（高魁之伯）以明经谒铨部……高震（高魁之子），“博通经史，一时名士望其采者，咸以为程正公风”。这两个家族逐步成为地方上的簪缨居族，煊赫一方。而进士黄子平则以较为明显的方式，进行家族文化建设⑦。他在还乡不久，便主持了黄氏宗祠的扩建工作，并将自己的家规刻在祠壁上，告诫子孙要在家尽孝，在朝尽忠[13].科举制度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和一定程度的竞争性，“确实有网罗选择的功用，即确乎发生了一些为别的社会所不曾有过的一种社会流动的效能”[19].科举的晋升管道，促进了社会各阶层间的流动，为统治阶层不断地注入新鲜的血液。因此，他们科举成功的示范效应，无疑对地方社会勤学上进之风是极大的助推和导引。
二是兴办学校。修建学宫，如林廷瓛，受业陈白沙，登弘治庚戌进士，“开拓学宫，兴起斯文。”高魁，“捐金三百，鼎建学宫，其后举祀名宦”[24]；设立义学，如吴鼎泰（崇祯戊辰刘若宰榜三甲103名，吴川人）官至两淮运使，“解组归里，置祀田，设义学，族党僉受其赐”[23].太仆寺少卿李邦直修建东津义塾[26].此外，还有的设帐授徒，如李学曾，“谢病归田，聚徒授易，里居十有五年”[26].他们皆“以兴起斯文为己任”，对地方教育的支持与投入，是一种读书人对文化的反哺行为。这不仅为高州府地区的学校发展做出表率，也有效地延续了地方的儒学传统。
三是著书立说。著书立说，是进士群体通过立言的方式进行文化建设。明代高州府进士以其在文学、学术等方面成就，开启了一方人文。明代高州府进士著述颇丰，如李学曾著有《鹤林遗稿》、李邦直著有《东洲集》、李一迪著有《拙宦存稿》、姚岳祥《玄珠集》、林廷巘《林南峰文集》、黄子平《潘氏三贤记》、陈珪《罗江集》等⑧。高州府进士群体能淡泊名利，以耕读自任。如李泽，永乐丙戌林环榜三甲112名，石城人，“中岁告归田里，清约犹寒士，杜门著作，不履公廷，继而诏进职，力辞不就，以耕续终。”高魁，“及归闭户，著书不以关节，染捐其清风，介节诚无愧于乡评云”[25].此外，受岭南学术文化影响，高州府进士群体不少人谨守白沙之教，讲学课徒，心不旁骛。如林廷巘，弘治庚戌钱福榜三甲155名，吴川人，“早年授业于新会陈白沙，尔后师生互有诗文酬答，笃志理学，终生谨遵师训”[28].四是促进地方文风。秦汉以降，高州属岭南蛮荒之地。隋唐以后，受中原贬谪文化的影响，人文氤氲萌蘖，岭南经济的发展，加之人文的开发，尤其是黄佐、丘濬、方献夫等发起的士大夫教化运动，岭南人文始振，才贤辈出，科第蝉联。“士则先姱脩而后荣名，敦礼让而耻干谒”[22].其中以杨钦为代表。他是甲辰中进士，后翰林庶吉士，不久授职编修，辞官归养后，“日以定省为事，结社于谢鞋山巅，文史自娱，温饱素食晏如也。暇则引诸生徜徉园沼，相兴讲说经义，海滨斯文，隐然以兴起为己任，所著作多散失，世传有归山咏、适志咏，亦其一艺云”[23].高州府进士群体通过艺文表达了乡邦关怀。比如，曾任中书舍人的石城进士龙大维《鼎建郡城南与文桥记》，在《明史。张璁传》有记载的李学曾《孝子陈君以类诗序》以及吟咏山水的诗文，陈珪的《游那阳山》都被收入了邑志之中，可见进士群体振起地方文风的目的是极为明显的，也体现了进士的地方人文关怀。
明代高州府进士与地方社会的互动，在著书立说、促进地方文风、振兴文教事业等方面，为粤西地区的科举文化增色不少。
（三）开展公益事业
开展公益事业是明代高州府进士与地方社会互动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他们热心公益事业，包括修桥补路、兴建水利、助婚丧、筹建寺庙、赈灾救济、兴办学校等。他们在居乡期间对地方事务的关注及帮助，对地方事务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主要表现为赈灾救济。明代高州地震、大水、蝗灾较多，农业生产受到一定影响。在歉收之年，完全依赖官府赈济是远远不够的，而富商豪右的囤积居奇会造成粮价暴涨，影响民众生活。高州府进士主要是通过平粜与借贷和赈灾抚恤这两种手段来展开赈灾救济，开展公益事业。例如李瑹，洪武二十七年甲戌榜三甲进士，“戊寅岁歉，富室遏粜者，下令禁之，使贫民立券以贷，俟秋偿还，民皆乐从。”李一迪，因不媚权贵而归乡，“居乡谨厚，抚孤恤贫，常捐囊代贫。宗逋官者，客有贷二万缗，厄于商焚券不问，复周之”[23].四、结语进士是科举制下的佼佼者。明代高州府进士的数量及其分布呈现出以下特点：进士数量在县际间的分布不平衡，体现明显的地域差异；进士时段分布也不均衡，在明初达到顶峰，永乐后一度下降，期间有反复，但总体呈现下降趋势，大致呈“乙”字形。明代高州府进士分布主要受到国家文教政策与区域中心转移、区域政治文化中心变迁与本地人文衰微两大方面的影响。明代高州府进士在数量及其结构方面并没有优势可言，因而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其整体仕进成就。进士在维护地方秩序、进行文化建设、开展公益事业等方面作出了贡献，体现了他们作为地方士绅对地方社会事务的关注及话语权。明代高州府进士与地方社会的良性互动，为高州社会、文化发展奠定一定的基础。通过地方社会视野下的进士群体研究，我们可以看到进士群体凸显的社会意义和文化意义。这启示人们，一个地区的文化教育的发展程度，主要受到经济发达程度的区位影响，因此要充分利用经济的区位优势，大力崇文兴教，增强文化软实力。
「本文系基金项目：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2 0 1 6 z x 0 0 1 ） ； 惠州学院校立项目（hzux1201608）」
注释：① 国内最早涉及进士地域分布的研究成果是李掞《明代粤籍进士考》，《辅仁广东同学会半年刊》1 卷2 期，1934 年6 月。对明代广东进士数量进行了统计的有：司徒尚纪《广东文化地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 年版。吴宣德《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黄宗伟、司徒尚纪《中国珠江文化史》，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10 年版。
乔好勤《岭南文献史》，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1 年版。对海南进士进行研究的主要有：杨德春《海南岛历代科举取士考略》，《岭南文史》1984 年第1 期。李勃《明代海南文化的发展及原因新探》，《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11 年第5期。张朔人《明代海南文化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年版。对明代惠州进士进行研究的有：徐志达、吴定球、何志诚《惠州文化教育源流》，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 年版。陈友乔《明清惠州府进士初探》，《五邑大学学报》2014 年第3 期。《明清惠州府进士的分布及仕进情况探论》，《惠州学院学报》2014 年第2 期。对明代东莞地区科举群体的数量、历史贡献进行了探讨的有：郭培贵《明代东莞地区的科举群体及历史贡献》，《暨南学报》2008 年第6 期。此外，刘春梅《明代广东进士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7 年。主要从明代广东进士的规模、社会结构性特征与仕进、时空分布特点及其原因、出身与社会地位、历史作用四大方面对明代广东进士进行研究。
② 根据光绪《高州府志》载：李一迪，字君哲，明嘉靖间茂名人，嘉靖四年进士，李学曾之从子；李元畅，字惟实，明茂名人，李一迪次子；姚岳祥，字于定，明化州人，万历十五年进士，仅17 岁；陈鑑，字子明，明化州人，万历四十六年乡试中经魁。
③ 明经，为明代贡生之别称。高桓，明代贡生，赴吏部考选，经出贡考试后，授泰和县训导。
④ 进士的仕进情况，是根据广东历代方志集成中的府志、县志；朱保炯、谢沛霖编著的《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管林的《广东历史人物辞典》以及陈茂同《历代职官沿革史》中的明代中央官制简表与明代地方官制简表统计而成。
⑤ 根据《惠州府志》《古代广东史地考论》《惠州西湖志》统计得出惠州府《明史》入传有6 人：王度，归善，建文监察御史（卷一百四十一）。张津，博罗，正德户部右侍郎（卷一百八十六）。陈吾德，归善，万历湖广佥事（卷二百一十五）。叶梦熊，归善，万历右副都御史（卷二百二十八）。叶春及，归善，万历户部郎中（卷二百二十九）。杨起元，归善，万历五年进士，《明史。王畿传》。
⑥ 李佑，永乐二年甲申榜三甲进士，知县；李冠禄，永乐十三年乙未榜三甲进士，翰林院检讨；李学曾，弘治十五年壬戌榜三甲进士，吏科给事中，《明史》张璁传有记载；李邦直，嘉靖二年癸未榜三甲进士，太仆寺少卿；李一迪，嘉靖四十四年乙丑榜二甲进士，浙江提刑按察司副使。姚岳祥，年仅17 岁便成为万历十五年丁丑榜三甲进士；陈鑑，字子明，明化州人，万历四十六年乡试中经魁。
⑦ 黄子平，明洪武乙丑进士，任山东、云南、京畿三道御史，在母丧守制后不再出仕，家居二十余年。
⑧ 主要从《广东历代方志集成。高州府志》人物传找到文集的名称，并结合骆伟《岭南姓氏族谱辑录》中的（信宜华山）《李氏胜馥集一卷》，（清）李在荣纂修，清光绪李氏味道斋刻本，其中谱记《鹤林遗稿》《拙宦存稿》《东洲集》等，阮元《广东通志》均未载。
参考文献：[1] 吴宣德。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
[2] 郭培贵。明代科举史事编年考证[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 年版。
[3]（清）张廷玉等。明史 卷七十 选举二[M].北京：中华书局，1974 年版。
[4] 南炳文、汤纲：《明史》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年版，第87 页。
[5] 司徒尚纪。中国珠江文化简史[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5 年版。
[6] 屈大均。广东新语 九 事语[M].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版。
[7] 颜广文。古代广东史地考论[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 年版。
[8] 司徒尚纪。 广东文化地理[M].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 [9] 郭培贵。 中国科举制度通史。明代卷[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10] 管林。 广东历史人物辞典[M]. 广州：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11] 张仲礼著；李荣昌译。 中国绅士 关于其在19 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 [12] 陈土富。 化州古今人物[M].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 [13] 刘小涛。 电白史话[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2016. [14] 沈登苗。 明清全国进士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极其相互关系[J]. 中国文化研究，1999（4）。
[15] 蒋祖缘。 明代广东教育事业的发展与人才蔚起[J]. 广东社会科学，1995（2）。
[16] 黄滨、张斌。 宋至明清广东经济发展从边缘到重心的嬗变廓见[J]. 广州大学学报，2016（2）。
[17] 陈鸿宇。1840 年以前广东区域经济差异的形成与发展——兼论广东区域产业结构的产生[J]. 岭南学刊，2000（1）。
[18] 郭培贵。 明代东莞地区的科举群体及其历史贡献[J]. 暨南大学学报，2008（6）：112. [19] 潘光旦，[20] 卢银生。 论明清高州府区域中心的变迁[D]. 保存地点： 上海师范大学，2014. [20] 费孝通。 科举与社会流动[J]. 社会科学杂志，1947（1）：19 [21] 刘春梅。 明代广东进士研究[D]. 保存地点： 陕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7 年。
[22] 广东省地方志办公室。 广东历代方志集成。万历高州府志[M]. 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 [23] 广东省地方志办公室。 广东历代方志集成。乾隆高州府志[M]. 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 [24] 广东省地方志办公室。 广东历代方志集成。康熙六年石城县志[M]. 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 [25] 广东省地方志办公室。 广东历代方志集成。康熙二十五年石城县志[M]. 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 [26] 广东省地方志办公室。 广东历代方志集成。康熙二十六年茂名县志[M]. 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 [27] 广东省地方志办公室。 广东历代方志集成。康熙二十六年信宜县志[M]. 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 [28] 广东省地方志办公室。 广东历代方志集成。康熙二十六年吴川县志[M]. 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 [29] 陈友乔； 李建忠。 明清惠州府进士的分布及其仕进情况研究[J]. 惠州学院学报，2016（2）。
（作者单位：陈友乔，惠州学院国学研究与传播中心；陈增铭，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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