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秦末及汉晋之际揭阳县的建置及其历史影响
有关古揭阳建置之历史沿革，府、县志书多有记述。然年远书佚，寓目所及，当以明《永乐大典》中之《三阳志》年代最为久远，且所载多为宋代海阳、潮阳、揭阳三县人物史事，为他志所乏载，故弥足珍贵。其《州县总叙》云：
潮州……为南海郡东境，秦末为赵佗所据，汉初犹佗属方。南越未灭，已有揭阳之名矣。武帝获建德，乃以揭阳为属县。王莽时，更为南海亭。（东汉）世祖中兴，名既复旧，不曰县，时曰城。1
其实，“揭阳”以县制之名载于国史，首见于司马迁的《史记·南越列传》，内中明载：
闻汉兵至，及越揭阳令定，自定属汉。2
毫无疑问，揭阳的首任县令就是史定。我曾据国史结合《揭氏族谱》考其始末，力证其与古揭阳之历史渊源，谱牒与国史方志相证，若合符节。3
虽然，西汉末年王莽篡政，一度将揭阳县改为南海亭，但为时甚暂。光武中兴，东汉肇始，又恢复“揭阳”之名，地方行政单位则由“亭”改为“城”。4
揆之历史文献所载，秦末及两汉四百余年间，粤东地区之历史沿革，无论其称县称城，概属古揭阳地，此事早已深入中原人心。及至东汉末年，群雄逐鹿中原，三国鼎立，最后终为晋所统一。
考国史典籍记载，晋初仍有揭阳县。根据《晋书》卷15《地理志》所载，晋武帝太康三年（公元282）置南康郡，统县五：赣县、雩都县、平康县、南康县、揭阳县。其时西晋新立，遂沿三国孙吴旧制，仍将赣南与粤东划为同一行政区，这种情形在历史上并不多见。因为赣南、粤东虽然相邻，但中间隔着南岭山脉，在地理划分上并不合理。但晋初粤东地区唯一的行政区划仍为揭阳县，这一事实载之国史，彰彰可考。
及至晋室东渡，偏安一隅。其时国小地狭，司马氏徒以增加郡县数目为务，造成南方行政区划大变。据晋人裴渊《广州记》载，晋成帝咸和六年（331）分南海郡立东官郡。期间揭阳與海丰、兴宁诸县同属于新置之东官郡。有关这一点，我师饶宗颐先生在其纂辑之《潮州志·沿革志》中指出：
旧志谓东官所属有揭阳县，至义熙时置义安郡，乃析揭阳地立。5
此说甚是。可见自西晋至东晋初年，一直都有揭阳县。
及至晋安帝义熙九年（413） ，乃将揭阳以县充郡，易以义安之名。据《宋书·州郡志》记载，其时新置之义安郡统海阳、潮阳、绥安、海宁、义招5县。自此古揭阳之名始被取代。
其后历经南北朝而至隋唐，粤东地区虽州郡名称屡变，然中原士人仍视之为古揭阳地。如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韩愈被贬岭南，其时身为潮州刺史，却于其所撰的《别赵子》一诗中云：
我迁于揭阳，君先揭阳居。揭阳去京华，其里万有余。6
韩公且于潮郡东山建揭阳楼。北宋名士梅尧臣于《送胡都官知潮州》诗中，乃有句云：
自昔揭阳郡，刺史推韩侯。......更寻贤侯迹，书上揭阳楼。7
入元之后，邢世衡《思韩亭记》也证其事，云：东于郡，山有韩名，唐潮州刺史昌黎伯韩文公庙焉。相传即揭阳楼遗址。其繇守居徙者，今为精舍。在郡之南七里，苏文忠公所著文，石刻实存。8
而《三阳志·州县总叙》更述及旧图经亦证实确有此事，文云：
唐韩愈刺潮之日，又尝建为揭阳楼，而故图经以为今之韩亭即其地，是必有据者。9
明郭子章于所撰《潮中杂纪·沿革考》中，述其亲睹《三阳志》一书，并一字不易地引用上述韩愈建揭阳楼一段。而其叔祖郭春震则早于嘉靖年间所纂之《潮州府志·地理志》中，明确记载韩愈建揭阳楼之事，云：
揭阳楼，在韩山，唐韩愈建。后人改为侍郎亭，元张欸更名思韩。
至清光绪十四年（1888 卢蔚猷《海阳县志·古迹略》犹记此事，云：
揭阳楼在韩山，唐韩愈建，后改为侍郎亭。
考上述宋、元、明、清文献史料，韩愈刺潮之日曾建揭阳楼，确有其事，毋庸置疑。《三阳志·公署》为韩愈既身任潮州刺史而自称居于“揭阳郡”，且又建揭阳楼于郡城之事作解释，认为：
若夫一潮州耳，……曰揭阳，盖有取于古。10
又据《三阳志·城池》云：宋孝宗乾道年间（1165—1173），州守常祎在潮城建三阳门，“郭之南门，结楼其上，旧曰揭阳门，存古也。常公祎始创。”尽管其时距古揭阳之废县已达七百余年之久，然中原士人犹视粤东为古揭阳地。试看唐之韩公于潮郡建揭阳楼，宋之常祎则于城南筑揭阳门，足证彼等既熟悉粤东古史，且皆具尊古之心，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二、两宋宣和、绍兴之际揭阳的重新置县
至于以“揭阳”之名再置县，在中断了七百余年之后，直至北宋徽宗宣和三年（1121） 始出现。根据《舆地纪胜》引《国朝会要》的记载，北宋宣和三年析海阳县之永宁、延德、崇义3乡置揭阳县。所以，潮地其时有海阳、潮阳、揭阳3县，我潮古称“三阳”，应始于此。
但不久突发"靖康之变"，宋室南渡，形势大变，南方的行政区划也被逼随之改变。我师饶宗颐先生总纂之民国《潮州志·大事志》根据《宋史·地理志》记载：南宋绍兴二年（1132），潮阳、揭阳撤县而并入海阳为一县。而明嘉靖郭春震《潮州府志·地理志》引《文献通考》所载，也证明这一事实。内云：
宋宣和三年割海阳县永宁、延德、崇义三都置县，仍名揭阳，存旧也。绍兴二年废。11揭阳至宋代再置县，从北宋宣和三年（1121）至南宋绍兴二年（1132），首尾共12年，为时甚暂。而在此短短的12年间，究竟揭阳县治在哪里呢？
据《宋史·地理志》的《系年要录》，这一时期的揭阳县治在永宁乡渔湖都吉白村（按：即吉帛村，后称京冈）。至于这一时期的揭阳县令有几任，已不可考。史书上有记录者，仅为孙乙。如清雍正《揭阳县志·职官志》等方史谓孙乙于绍兴三年任揭阳县令。但此说已为饶宗颐先生总纂之民国《潮州志·职官志》按语所证误，理由是绍兴二年揭阳已撤县并入海阳，则翌年何来揭阳县令？其实，我认为“三年”应为“二年”之误。孙乙任揭阳县令的时间，应截止于绍兴二年。他应是从宣和三年置县至绍兴二年撤县这段期间的最后一任揭阳县令。而撤县后，孙乙究竟是致仕或另有他任，史未见载。但其本人及家属仍卜居于渔湖都吉白村，这也正是后世揭阳“京冈孙”之所由来。
那么，新建置不久的揭阳县，为什么很快就被撤去建制的呢？
我认为这是因为其时形势出现巨变而造成的。盖“靖康之变”突发，导致北地沦于金人铁蹄之下。于是宋室南渡，为抵御金兵南侵并准备北伐，乃于南方辖区采用精兵简政、合并郡县之策，以省政费而增军费，此应为短期的权宜之计。以粤东为例，根据我潮方志所载，南宋绍兴二年（1132）乃将三县并为一县，即把潮阳、揭阳并归海阳。其它地区也照此办理，目的显然为裁撤冗员而省政费，全力支持抗金的军事斗争，以应付当时宋室南渡之后的危急局面。
为此，我专门研究这一时期的抗金历史和全国乃至粤东的政治形势。结果，我发现揭阳自绍兴二年（1132）废县，经过6年之后，延及绍兴八年（1138），局势有所好转。其间岳飞率军抗金，收复部分失地，南方渐趋稳定。于是朝廷又拟恢复旧时的地方建制。在这种情况下，遂将海阳一分为三，恢复粤东原有海阳、潮阳、揭阳三县之制。故此次并非揭阳重新置县，而是恢复宣和三年（1121）原有的建制。至绍兴九年，海阳分县及揭阳复县之事得以落实。其时乃选派一曹姓官员为揭阳县令，根据《潮州三阳志》记载，县治设于崇义乡蓝田都之刘黄村（地在今丰顺）。
或问：为什么其时揭阳县治不复迁至平原地带的渔湖吉白村原治所，反而设置于地属山区、交通甚为不便的蓝田都刘黄村呢？
我认为理由只有一个：不可抗御的自然力。盖渔湖都为南北河所环绕，一遇飓风大雨，山洪暴发，河水泛滥，都中屋宇每被浸坏。而揭阳废县6年，朝廷既未提供政费，地方建设包括四周河堤的加固防护便无着落，旧时县治衙署等办公场所，显然因乏资维修而朽坏坍塌。故骤然复县，渔湖都吉白村旧治所已不能使用，只有暂时将揭阳县治设于地势较高的蓝田都刘黄村。但其时显然已有规划，以两年的时间在渔湖都加固堤围及建设新县城，在新治所的建设完成后，再行迁回。而此次新治所选建于渔湖都西面之玉窖村。
于是，在经过两年的建设之后，乃于绍兴十一年（1141）将揭阳县治从蓝田都刘黄村徙至渔湖都之玉窖村。因此，确切而言，渔湖都玉窖村之建城成为揭阳县治（即榕城），乃始于南宋绍兴十一年。
众所周知，秦汉时期之古揭阳县地，其疆域包括整个粤东及闽西南部分地区。而北宋宣和至南宋绍兴初所置之揭阳县，其时则由永宁、崇义2全乡及分延德乡3都（按：其时延德乡共辖11都）所组成。而“乡”下辖“都”，都下辖村或里，为彼时之地方建制。
考“都”之设，应在北宋熙宁间，王安石推行新政，创“保甲法”，初以十家一保，五十家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因其时之“乡”面积甚大，相当于如今一县。故“都”之设置，遂成为乡与村里之间的地方行政单位。后来王安石新政失败，变法多废，而“都”之建制及“保甲法”，却多为后世所沿用。故《宋会要辑稿·食货》云：“有乡则有都，有都则有保。”至南宋绍兴八年新置之揭阳县，当然也沿用“乡”下辖“都”之制。其时3乡所辖各“都”如下：
永宁乡：渔湖、官溪、桃山、地美四都。
崇义乡：梅岗、蓝田、霖田、盘溪四都。
延德乡：蓬洲、鳄浦、鮀江三都。
由此可知，其时揭阳县3乡面积甚大，除今日之榕城区外，包括揭东、揭西、丰顺、澄海诸县及汕头市，皆在辖区之内。
据《三阳志·公署》记载，南宋绍兴所置之揭阳县治，“在永宁乡第一都。”
所谓“永宁乡第一都”实即渔湖都。就历史事实而言，宋时粤东经济文化已甚发达。北宋名臣余靖《开元寺记》早已有言：“潮于岭表为富州，开元于浮屠为冠寺，畅师于僧官为极选。”而揭阳3乡中，其时应以永宁为富乡；至其辖下4都，则以渔湖为富都。因该都处于平原，四面环水，既为形胜之地，鱼米之盛，甲于诸都，故拥有丰厚之经济文化基础。揭阳县治选设于此，甚相宜焉。
过去有学者曾谓南宋绍兴年间新置揭阳县之首任县令为孙乙，又据京冈孙氏族谱所述，谓孙乙卜治所于渔湖都东面之吉帛村（后改京冈） ，为揭阳首个县治。然考诸地方史志，此说缺乏确据。因以“揭阳”之名重新置县在北宋宣和三年（1121），而孙乙任揭阳县令则在绍兴二年（1132）。其时为精兵简政，乃将潮阳、揭阳并入海阳为一县。揭阳既废县，孙乙的揭阳县令一职亦不复存在。根据史实，揭阳获准复县在绍兴八年，而落实则在绍兴九年。因据志书所载，其时曹姓揭阳县令到任及县治设于蓝田都刘黄村（今丰顺），皆在绍兴九年。而最终将揭阳县治徙于渔湖都玉窖村（即榕城），则迟至绍兴十一年（1141）。有关史事，我潮现存最古之《三阳志》有明确记载。该书所述多为宋朝当时之史事，较为可靠。我师饶宗颐先生在上世纪中叶于《永乐大典》中发现此残卷，其后置于其总纂之《潮州志汇编》卷首，于1975年由香港龙门书店出版。而在《三阳志·州县总叙》中，恰好述及南宋绍兴年间揭阳置县及县治的相关问题，内中云：
（潮）州所领县，......至绍兴六年，犹熙宁之制；九年，复元丰之制，潮止二县（按：即海阳、潮阳）也。乃置揭阳县，初创于刘黄村，数年不果立；至绍兴十一年，移立于玉窖村。或者有“三阳”之称。12
那么，南宋绍兴十一年为何将揭阳县治选建于渔湖都玉窖村的呢？
我认为以地理条件而论，渔湖都地处潮汕平原，历来为鱼米之乡。但县治不复迁渔湖都东面之吉白村，而新建于西面的玉窖村，这显然是出于交通及人口集聚方面的原因。盖玉窖村在渔湖都西面，与盘溪都隔溪相望，且溪面较狭，架桥较易，可方便与陆上交通，有利于贸易互市及人口迁徙，如此可促进县治的发展。及后在西门建钓鳌桥，果然极大地改善了县治与外界的交通，造成了县城人口的增加和城市的繁荣，故其作为揭阳治所历八百余年而不替，乃至于今日。而西门钓鳌桥的建成，确实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据郭春震所编《潮州府志》记载，明嘉靖间同知刘魁重修箿钓鳌桥，由编修黄佐作《钓鳌桥记》，内云：
揭阳城西有溪通南北，旧跨溪有桥，曰钓鳌。当闽广通衢，至国初而圮。13
据上可知，明朝立国之初钓鳌桥已圮，则此桥元代早已有之，乃为必然之事。另据林熙春于明万历间所作《揭阳县复建钓鳌桥碑记》中云：“西门有桥曰钓鳌，不知创自何代。”则其古可知。
我认为此桥应肇建于南宋。盖唐宋时粤东造桥技术已甚高超。据《古今图书集成·潮州府部汇考》记载，唐洪进士已在潮阳建潇湘桥，而该县和平桥则建于北宋宣和年间（1119—1125）。至于渔湖都内之化龙桥，早在北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建造。及至揭阳置县，辖下桃山都之万里桥，已建造于绍兴年间。故钓鳌桥在南宋绍兴十一年（1141）置县治于渔湖都玉窖村之前建造，是完全可能的。此桥之建，与揭阳县治之自蓝田都刘黄村移徙至渔湖都玉窖村的建城规划是密不可分的。自此县治与盘溪都连为一体，成为闽广之通衢。
而交通的方便，促成了揭阳城无论从人口或经济文化诸方面，都得以迅猛发展。盖当时南方局势已渐趋稳定，朝廷既恢复揭阳县建制，当然拨了建县经费并提供行政费用。为了设揭阳县治于渔湖都玉窖村，从绍兴九年至十年进行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其中包括于绍兴十年（1140） 建县衙以作治所，同时又于县治东面设置县儒学。明嘉靖郭春震《潮州府志·建置志》云：
揭阳儒学在县治东，宋绍兴十年与县并建。
此一历史资料极为重要。盖“揭阳儒学”即县学，而孔子乃儒家之祖，故儒学通常设于孔庙之内，这正是揭阳孔庙亦称“学宫”的原因所在，此乃自古已然之事。尤其在地理位置上，作为治所的玉窖村在渔湖都西面，现址“学宫”恰好在其东面，这说明揭阳学宫亦即孔庙，是在南宋绍兴十年（1138）与县城同时创建的。我认为嘉靖《潮州府志·建置志》上述所言，符合历史事实。而孔庙其后经过历代增修，才达到现有的规模。
随着西门钓鳌桥在绍兴年间建成，成为县城连接西郊盘溪都的陆上通道，无疑促进了县城与西部诸都在农作物和商品方面的贸易往来，同时亦促使西郊人口的大量迁入，如盘溪都之乔林、棉树、沟美、江灏、富经及霖田都之桐坑、东浦、钱家寨、阳夏诸村之民，皆为林姓，南宋时多由福建莆田迁至盘溪都、霖田都创村，及后且蔚为巨乡望族。其中不少林姓村民显然于南宋绍兴十一年之后，就纷纷跨过钓鳌桥，移居县治。故过去揭阳城之被称为“林半县”，其原因盖在于此。
三、县邑榕城及榕江名称之由来
揭阳于两宋之际重新置县之初，县治玉窖村非称“榕城”，环都之玉窖溪也不叫“榕江”。但此地自古多榕树，南宋绍兴十一年建城之时，显然早已遍邑皆榕。从揭阳设治不久之绍兴二十八年（1158），时在揭阳渔湖京岗孙氏家塾任教之福建晋江人梁克家，其所在之学舍，即取名“榕邑书舍”。足知以榕名邑，自昔已有之。梁克家于是年所作之《榕邑书舍九月梅花》七律，可为之证。诗载于顺治吴颖《潮州府志》，不录。
梁克家，字叔子，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生于福建晋江。而朱熹则生于建炎四年（1130） ，小梁氏两岁。我昔年曾撰《朱熹的逃禅归儒与潮州之旅》一文，内中考及朱熹于绍兴二十六年（1156）七月任福建泉州同安县薄秩满，冬奉檄走旁郡。我证“旁郡”即为潮州，而此行对朱熹在学术上独宗儒学起了极大的催化作用。其时朱熹亦到揭阳，与同榜进士郑国翰等畅游蓝田都飞泉岭，朱熹且大书“落汉鸣泉”4字，并咏《题飞泉岭》诗以纪游，成为揭阳文化史之佳话。
至于梁克家在作《榕邑书舍九月梅花》诗之次年，即绍兴二十九年（1159），自揭阳返泉州参加福建乡试，翌岁并中状元，及后于南宋乾道八年（1172）及淳熙九年（1182）两度拜相。梁氏忠诚谋国，颇具政誉，《宋史》有传。
南宋淳熙间，京岗孙氏为感梁克家之恩泽，乃建“隐相堂”以纪念，并敦请朱熹撰文，以志盛事。淳熙十一年（1184）朱熹乃撰《隐相堂序》以应。此《序》年前被发现，已成为揭阳重要之历史文献。门人陈奕波于其所著《图说岭南水城》一书中，述其不久前曾参观京冈隐相祠，亲睹“祠后厅悬有‘隐相堂’匾，为清宣统元年（1909）重建时由翰林吴左禧所题。”14故知当年朱熹亲书之“隐相堂”3字已无存。而《隐相堂序》一文，府、县志书皆未著录。揆其原由，我认为显然与南宋“庆元党禁”一案有关。其时朱熹因道学问题而被指为“伪党”之首，同时被株连者达59人之多。庆元六年（1200）朱熹卒时，宋宁宗甚至下诏福建地方官吏约束其“四方伪徒”勿往送葬，可见其时对朱氏迫害之酷。在皇权森严的政治氛围之下，京冈孙氏为免罹祸，其时显然不得已而毁朱熹亲书之“隐相堂”匾，序文则由子孙藏而相传。虽然在朱熹卒后之嘉定二年（1209），朝廷为朱熹平反昭雪，但其亲书之“隐相堂”匾额已毁，无可挽回。人之受谤，物亦随亡，良可慨叹！
我考及此段历史，深感梁克家、朱熹之先后与揭阳结缘，时在置县未久之际，而二位及后皆成为国史上重要之历史人物，故值得一记。尤其揭阳方史上首见之“榕邑”二字，竟出自南宋宰相梁克家之《榕邑书舍九月梅花》诗中。故可以说，揭阳之以“榕”名邑，实始于此。
事实上，揭邑自古以多榕而冠名，又以城外两河环绕、城内溪船穿梭之胜景而称羡岭表。自南宋绍兴置县建城以来，历代文人雅士于记述风诵间，对榕邑水城之美，备极赞赏，载诸篇籍，历历可考。
至于榕江本称玉窖溪。明孝宗弘治九年（1496）潮州府同知车份，曾有《玉窖桥》一诗咏水城环溪之形胜。诗云：
北窖通南窖，前溪接后溪。暗随潮上下，分绕县东西。15
明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揭阳先贤郑一初，官至巡按御史。其《重修城池记》一文中，述及明代揭阳水城之概况，云：
我揭有城旧矣。夫惟厥土涂泥，双溪夹于南北，城基环周，表里皆水。16
而揭阳县明正德八年（1513）举人、安化县令刘汉，则有《榕水流声》五律，意境雅致高远。题中出现“榕水”一词，以咏叹家乡之美。其首四句云：
古榕潮汐地，百折绕东园。吞吐涵明月，盈虚漾碧天。17
至于径称玉窖溪为“榕江”者，可见于明隆庆五年（1571）进士、官大理寺卿、潮阳先贤周光镐之《汪侯祠记》，文中云：
揭号泽国，玉窖清流，环绕县治，望之如带。民居半临水际，近取而足，且便舟楫，不知有负戴之劳。年久湮淤，兼侵于豪有力者，而榕江几局为污渎。……侯征志浚复之，波澄流驶……。18
周光镐文撰于明万历间，余孤陋，于众乡史文献中，其“榕江”二字乃为首见。
而揭阳先贤郭之奇《环城榕色》七律，将揭邑满城皆榕之胜景，写得淋漓尽致。其诗首四句云：
乔木森森望郁苍，相传岭国古榕乡。四时霜盖烟疏密，一片云丛绿混茫。19
及后澄海人、明崇祯进士谢宗鍹则有《过榕城》五律之作。揭邑之直称“榕城”者，似以此诗为首见。诗载于清雍正陈树芝《揭阳县志》，可参阅。至于清初海阳名诗人陈衍虞之《夜渡榕江》诗，清乾隆八年（1743）之创建榕城书院（后改榕江书院），则榕城、榕江之名已相沿不替，而至于今日。
注释：
1 载《永乐大典》之《三阳志·州县总叙》。
2 《史记·南越列传》。
3 郭伟川：《汉揭阳令史定考证》，载郭伟川著《岭南古史与潮汕历史文化》，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 年版。
4 见《汉书·地理志》。
5 饶宗颐：《潮州志汇编》，香港龙门书店1965 年版。
6 《韩昌黎全集》，中国书店1991 年版。
7 （宋）梅尧臣：《宛陵先生集》，《四部丛刊》复印件。
8 （元）邢世衡：《思韩亭记》，载饶宗颐总纂《潮州志汇编》第一部：《永乐大典·潮字号》卷五千三百四十五，香
港龙门书店1965 年版。
9 10 12载陈香白辑校《潮州三阳志辑稿》《潮州三阳图志辑稿》，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 年版。
11嘉靖《潮州府志·地理志》。
13黄佐：《钓鳌桥记》，载清顺治《潮州府志》。
14陈奕波：《图说岭南水城》，汕头大学出版社2018 年版。
15 16 17 19见雍正《揭阳县志》卷八。
18见《潮州先贤诗文集》，台湾高雄潮州同乡会1973 年印行。
（作者单位：郭伟川，香港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郭伟彬，丽珠医药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粤公网安备 44010402001378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