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9月，我到南京农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专业是农业史，师从侯汉清教授从事科技信息组织研究。2005年春节热闹还未散尽，我就辞别温暖的珠江三角洲，登上北上的列车回校准备论文选题、开题，一路伴随着我的是料峭春寒。
其实，在春节放寒假之前，侯先生已找我商量好选题——电子政务词表编制研究（记得当时电子政务方兴，但缺乏主题词词表）。回到佛山，经过一个寒假的深思熟虑，雏形也已具备，思路日益清晰。当我兴冲冲地向侯先生汇报时，先生一句话如同当头棒喝：“博士点要求选题与农业史专业紧密结合，原来的选题不能用了。”这“轻描淡写”一句话，一棒子把我打回原形，我那高涨的热情和已经演练至熟的汇报内容，生生地噎了回去。要知道，这个电子政务词表研究方案也已倾注先生不少心血，不仅我发蒙，先生也有一些伤感，他可是学界数一数二的词表和主题法专家。他看到我心灰意冷的样子，缓缓地说：“换成方志物产史料整理，怎么样？感兴趣吗？”听到这话，又如同大雪天在屋里搓手跺脚取暖时，有人突然升起一堆火，暖流迅速覆盖全身。我没有经过任何思考，机械地答道：“可以。感兴趣。”“这样吧，你来自广东，就做广东方志物产史料整理吧。”就这样，博士论文选题定下来了，却也如同过山车。
题目是定下来了，真正的难题才刚刚开始。
现在想来，侯先生之所以让我做方志物产史料整理这个选题，是因为他知道南农曾有一位著名的农史学家——万国鼎，1920年代即已着手祖国农学遗产搜集整理工作。1955年7月，南京农学院（南京农业大学前身）成立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后来归入中国农业科学院，2001年在此基础上成立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开始大规模有组织地从农书、地方志等农史资料较为集中的文献摘抄，最终形成《中国农业史料》及其续编613册、《方志物产》431册、《方志分类》120册、《方志综合》120册。这些文献都是手抄纸本，因统一用紫红硬版纸装帧，大家称为“红宝书”。侯先生深知其中的珍贵之处。
当时，对于像我这类图书情报专业毕业的学生，习惯于从数据库或其他数字资源上获取学术情报，面对堆积如山的手抄纸本（《方志物产·广东》有37册，379种志书），用“一脸茫然”形容一点也不为过。
遇到的第一个困难是：如何把手写繁体文字变成word文本？说句实在的，有不少繁体字，根本不认识，用拼音录入绝不可行。好在有聪明学弟学妹，他们在QQ上向全南京招聘五笔打字员，没想到还真招到几个五笔高手，那录入速度真是“键步如飞”，看得人目瞪口呆。当时我已有十年五笔录入经验，想跃跃欲试，结果人家录完一页，我还在第二行上爬行。繁体汉字文本录入问题解决了，录入工作仅用了两个月。专业的事交给专业人员干，事事躬行不现实。
第二个困难是，如何用计算机自动识别物产名称和引书名称。课余时间与计算机水平极高的南农白振田老师聊天，突受启发：利用方志文本中对物产和引书叙述的语言模式（引用模式），自动辑录，然后再手工处理，这样可减少80%的工作量。找到了物产名称、引书名称识别方法，自动编制索引核心难题解决了。最后，在侯先生建议下增加了一个内容：物产分类。这样，肃清了挡在面前的拦路虎，剩下的就是没日没夜地在既定技术方案下逐个解决问题。规划好前行的道路再埋头苦干，方能成功。凌晨一点睡觉，依稀记得有过几回。
2007年毕业后回到原单位工作，仍是“贼心不死”，念念不忘方志研究。2008年成功申报佛山市人文社科项目“佛山地方志数字化整理模式研究”；2009年成功申报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中国地方志门目分类研究”（主要成果：在对比珠三角、长三角和黄三角明清以来官修方志门目分类及其分类方法基础上建立方志类目体系）；2015年承担《顺德区龙江镇西溪村志》志稿修改工作。此外，还做过一些佛山地方文献索引研究，如年鉴索引、佛山文史资料索引、桑园围文献，这些研究让我迅速熟悉佛山文史，也为今后的研究奠定基础。对于方志史料整理与研究，我也曾申报过省社科基金、国家社科基金，遗憾的是无一得中。在我苦苦研究广东方志的时候，母校南京农业大学却不断传来好消息。侯先生退休后，另外一位老师带着学生继续耕耘在方志物产史料领域，获得过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出了一大批成果。有心栽花花不发，无意插柳柳成荫。只要给春天带来绿色和美，谁栽的花谁插的柳，已不重要了，都是为方志研究作贡献。
作者地方志研究论著成果
因我在方志索引方面做出一些成绩，2014年初，设在复旦大学的中国索引学会领导杨光辉、温国强直接找到我，让我领衔起草国家标准《地方志索引编制规则》。历经四年，该标准终于在2018年春正式颁布，其中部分案例来自广东现代方志。索引学会不仅起草标准，还对上海府县旧志索引进行理论与实践研究，其中物产索引是一个重要内容。我建议他们扩大到长三角所有旧志，然后再与岭南旧志物产进行对比，并贡献出岭南旧志物产索引数据。目前这项工作进展顺利。与人方便，自己方便，方志物产研究不分你我。
2021年中国索引学会让我编制国家标准《地方志索引编制规则》推广手册。经过一年的努力，结题成果是：以《佛山市志1994》为样本，以实例方式从理论和实践上研究了新志索引编制问题，如图照索引、大事记索引、主题索引、综合索引、专门索引（红色资源索引），全书800多页。此外，2023年12月，在《中国索引》发表《地方志书图照索引标引方法举要——以〈广州市越秀区志〉为例》，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全面阐述了图照索引的编制方法。本人不擅长理论研究，所以用实例方式阐述本人新志索引学术思想。以上两项成果就是本人对于索引理论与实践研究的新思考。
作者论文《地方志书图照索引标引方法举要——以〈广州越秀区志〉为例》发表在《中国索引》第十一辑
整理地方志，索引仅仅是一种工具和方法，其他如目录、提要、数据库，甚至这几年新出现的AI技术，都可用来整理地方志。这个时代眷顾我们，给了我们非常多的技术和方法。各位学者根据自己专长，一定能做出成绩来。
广东地处岭南，历史上远离中原，旧志记录的物产史料可信度远高于人文史料，极具科学性。改革开放后，广东各行各业飞速发展，其地位跃居全国前列，在世界范围内也有很大影响力。广东速度、广东发展历程，记录在广东新方志中，字里行间都透露着“真材实料”，这为后人提供了广东的资政、存史、教化的可信史料。广东方志“卷帙浩繁”，用真实意义上的“汗牛充栋”来形容，一点也不夸张。面对数量这么庞大的地方志，我们现代人是否提前为后人做点什么？是否用现代信息技术提前介入整理工作，为后人造一扇“方便之门”？
（作者单位：佛山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