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景”指某一地方具有代表性的八处景观和名胜古迹。据考证，我国志书收录“八景”起源于北宋沈括(1031—1095) 《梦溪笔谈·书画》对“潇湘八景”的收录，之后经过传播和发展，在明清时期发展到比较成熟的阶段。地方志书中的“八景”，可以是自然景观，也可以是人文景观，举凡当地山川河流、流泉飞瀑、花朝月夕、晨钟暮鼓、烟柳画桥、渔歌樵唱均可进入“八景”取材范围。与“八景”相关的内容多出现在旧志的形胜、古迹、艺文等部分，明清很多志书的志首舆图中还收录“八景”图并配以诗文介绍。
明清记述“羊城八景”的府志、县志共有8部，包括2部府志（成化《广州志》、乾隆《广州府志》）、5部《南海县志》（万历、崇祯、康熙、乾隆、宣统版）和1部《番禺县志》（乾隆版）。此外，成书于乾隆六年（1741年）之前的马符录撰《西樵山志》也收录了“羊城八景”名称。
据考证，宋代“羊城八景”应产生于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之后，各代都有差异。目前可见到的最早收录有关“羊城八景”的地方志书为明成化《广州志》，该志“艺文”部分称其为“广州八景”。该志因收录关于“广州八景”的三组诗，使得我们可以通过诗的题目顺带知悉这“八景”名称及组成情况。这三组“八景”包括：
宋：扶胥浴日、石门返照、光孝菩提、大通烟雨、
菊湖云影、景泰栖霞、蒲涧濂泉。
元：扶胥浴日、石门返照、粤台秋月、大通烟雨、
白云晚望、蒲涧濂泉、景泰僧归、灵洲鳌负。
明：扶胥浴日、石门返照、粤台秋月、大通烟雨、
白云晚望、蒲涧濂泉、景泰僧归、灵洲鳌负。
今白云山蒲谷一景（岳思文 摄影）
该志还收录了广州府辖下包括东莞、增城、香山、新会、连州、连山等各县的“八景”，而将南海、番禺两县“八景”以上述“广州八景”涵盖之。其中，宋“广州八景”，实际上只有七景；明“八景”，实际上和元“八景”是一样的。
乾隆《广州府志》所载“羊城八景”
入清以后唯一收录“羊城八景”名称的府志是乾隆《广州府志》，该志共收录包括宋、元、明、清四个朝代的四组“八景”，其中除元“八景”在顺序上略有差异而名称与成化《广州志》一致外，宋、明“八景”均与成化《广州志》所收录有明显区别。清乾隆《广州府志》所收录的四组“羊城八景”包括：
宋：扶胥浴日、石门返照、海山晓霁、珠江秋色、
菊湖云影、蒲涧濂泉、光孝菩提、大通烟雨。
元：扶胥浴日、石门返照、粤台秋月、白云晚望、
大通烟雨、蒲涧濂泉、景泰僧归、灵洲鳌负。
明：粤秀松涛、穗石洞天、番山云气、药洲春晓、
琪林苏井、海珠晴澜、象山樵歌、荔湾渔唱。
清：粤秀连峰、琶洲砥柱、五仙霞洞、孤兀禺山、
镇海层楼、浮丘丹井、西樵云瀑、东海鱼珠。
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成书的《南海县志》，收录由宋至明的“羊城八景”，且明“八景”有传统和新拟两组。这些收录于明万历三十六至三十七年（1608—1609）的“八景”，不同于明成化《广州志》所录“八景”，前三组与乾隆《广州府志》中的“八景”是一致的，最后一组明代新拟的“八景”，刚好对应乾隆《广州府志》中的清“八景”:
宋志有：扶胥浴日、石门返照、海山晓霁、珠江秋色、
菊湖云影、蒲涧濂泉、光孝菩提、大通烟雨。
元志有：扶胥浴日、石门返照、粤台秋色、白云晚望、
大通烟雨、蒲涧濂泉、景泰僧归、灵洲鳌负。
明朝有：粤秀松涛、穗石洞天、番山云气、药洲春晓、
琪林苏井、海珠晴澜、象山樵歌、荔湾渔唱。
新拟： 粤秀连峰、琶洲砥柱、五仙霞洞、孤兀禺山、
镇海层楼、浮丘丹井、西樵云瀑、东海鱼珠。
将万历《南海县志》与乾隆《广州府志》比较可以发现，两者所收录的四组“羊城八景”虽景名略有差异，而景色所指和排列顺序是完全一致的。
崇祯《南海县志》除将元“八景”中的“粤台秋色”记为“粤台秋月”及明志“八景”中的“海珠晴澜”疑为漏了一个“海”字，所录历代“八景”与万历《南海县志》的景名及顺序完全一致。
康熙《南海县志》所录四组“八景”与崇祯《南海县志》的四组“八景”几乎完全一致，不同之处在于康熙《南海县志》补了漏的字，并将前志中的新拟“八景”，记述为清“八景”。此后的乾隆《南海县志》继承这一做法。后于乾隆《南海县志》修成的乾隆《广州府志》很可能直接转录了前者。
清中期以后的府志、县志，包括道光《南海县志》、同治《续修南海县志》及光绪《广州府志》，均没有再收录“羊城八景”。
宣统《续修南海县志》除照录康熙和乾隆《南海县志》所记宋、元、明、清四组“八景”名称外，又增加一组“近日俗人所传”的“八景”：
珠江夜月、大通烟雨、白云晚望、蒲涧濂泉、
景泰僧归、石门返照、金山古寺、波罗浴日。
这组“八景”明显是在元“八景”的基础上稍作变化而来，如元“八景”的“扶胥浴日”“灵洲鳌负”实际上与宣统《续修南海县志》中的“波罗浴日”“金山古寺”所指是同两处景色，只是将元志中的“粤台秋色”换成“珠江夜月”。顺德清晖园保存的清代蚀刻金片玻璃图画，即为宣统《续修南海县志》所云“近日俗人所传”的“羊城八景”图，据说这“八景”是清乾隆年间评定的。
宣统《续修南海县志》所录“羊城八景”
认真比较可以发现，成化《广州志》所载明“羊城八景”，实际上与该志所载元“八景”是一致的，因此我们可以推测，至明成化九年（1473年），真正为明代人所拟的“羊城八景”尚未出现，而到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明代人所拟的“羊城八景”在同一部县志中就出现了两组。
此外，乾隆《番禺县志》收录有“八景”图，没有说明这八景是否为“羊城八景”，但我们比较可以发现，这八景虽然与广州府志、南海县志排列顺序有所不同，从景名看也即是羊城八景，包括：
珠海晴澜、镇海层楼、蒲涧濂泉、白云晚望、
景泰僧归、花田夜月、大通烟雨、扶胥浴日。
该“八景”既不同于明清历修南海县志，也不同于明清两代府志，而是揉合了各志不同朝代的八景，并新出现“花田夜月”这一景。结合乾隆年间府、县志书均有对八景的记述，“近日俗人所传”的羊城八景图也有拟定于乾隆年间的说法，不难推测，乾隆年间的广州乃至更广阔的区域，对八景文化的热衷应达到过一个高潮。
乾隆《番禺县志》所载“八景图”（部分）
据志书所载，由宋至清，“羊城八景”不断发生着变化。如宋元“羊城八景”以自然景观为主，主要在城外；明代“羊城八景”城内城外各占一半，自然和人文景观并重，具有人工刻意选择和塑造的痕迹；清代“羊城八景”（实际上为明代所评出）地点涵盖城内、城外和东西城郊，仍延续了注重城内人文景观和对称原则的传统。
今越秀山景观（岳思文 摄影）
“羊城八景”变迁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不同时期热衷于山水的文人士大夫的推动。明万历年间，朝廷下诏规定各地定出当地“八景”上报，“羊城八景”从民间走向官方，记载入地方志书而广泛流传。万历《南海县志》不仅是南海县首次修成的县志，也是首个完整记录宋、元、明（甚至清）通行“八景”的志书，“羊城八景”也是从该志记载开始，由偏重自然风光到自然与人文景观并重，并呈现出明显的人为选择、加工的痕迹。该志还出现新拟的国朝“八景”，与之前明“八景”类似的地方，在于依然呈现刻意对称呼应的痕迹，体现出明显的士大夫关注特点和审美趣味。据考证，新拟“八景”中对当时新出现的人文景观的吸纳，与明万历《南海县志》总纂王学曾有非常直接的关系。万历《南海县志》对历代“羊城八景”的记载，清晰全面，时间分割明确，直接影响了此后南海县志、广州府志、清末志书乃至今日官方书籍对“羊城八景”的记载。
后来，明代新拟“八景”被列为清“八景”，并一直随志书记载流传下来。这些景观已经成了本地人心目中的文化坐标，被广泛接纳，尽力呵护，如“羊城八景”之一“镇海层楼”景观所指镇海楼的屡次修复。
镇海楼（岳思文 摄影）
据考证，清代“羊城八景”曾评选过两次，一为清乾隆年间，其内容为上文由明“八景”转而成为的清“八景”；二为清代中后期，宣统《续修南海县志》又开始对“羊城八景”进行记载，似可与“羊城八景”在清代后期重新被评选找到联系。志书内外的“羊城八景”的各种版本，随着时光推移，呈现一种不断累加和趋于多样的势头。
综上可知，历代志书编修者通过收录相关诗文、罗列地方景观的名称、收录与景观相关的图片，直接参与地方文化景观的塑造，推动了“羊城八景”这组文化景观的题咏、修建、入志、流传，客观上起到了提升地方文化形象的效果。
（作者单位：广东省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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