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品德优良，以治国安民为神圣职责，才会为官一方，造福一方，吏畏民怀，青史留名。笔者在研究广东地方历史与文化的过程中发现，明清时期，雷州地区教育事业蓬勃发展，雷州籍士人通过科举考试或荐辟而晋身仕宦者众多。他们虽然官职不高，多在各地任知府（州）、同知、判官或县令、县丞、教官（古代教师亦归属官员类，与官员一样享有俸禄，故常称“教官”或“官师”），但他们都有着共同的特点：为官廉洁奉公、刚正不阿、关心民瘼、勇于兴利除弊、注重教育、抚恤贫困，维持社会秩序稳定，因而受到各地民众的拥戴。其中，有因为刚直不阿，得罪了权贵、奸猾，屡遭陷害，仕途碍滞者；有清苦生活，积劳成疾而病卒于任上者；有在外为官多年而致政还乡时身无分文（所谓“囊橐萧然”“宦囊如洗”）以至需要民众捐资送行者……他们的政绩、为人皆有可歌可圈可点之处。本文将根据地方志所载，将明清时期雷州籍官员（包括教官）作为一个群体进行考察研究，以归纳此群体共有之特征及其可资学习、借鉴的可贵精神及优良的政治作风，同时对于明清时期雷州籍官员群体何以廉能者辈出进行了思考和探讨。
一、明清时期雷州籍官员作风政绩简述
（一）刚直不阿，秉公执法
旧时官场被称为“利薮”，大小官员为争夺利益，拉帮结党，尔诈我虞，关系复杂。因此，在官场中能做到置身利益、人情之外，做到刚直不阿，秉公执法，所谓“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便尤显可贵。
明清时期的雷州籍官员中，有几位被选为监察官者。监察职在对大小官员的行政为人进行监察督促，尤其是对于贪官污吏要及时并勇于检举弹劾，因此最容易得罪权贵、奸猾而招徕陷害及打击报复。封建时代监察官为着自身利益及仕途考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苟且偷安，得过且过者多矣。他们或只逮小贪，不碰大贪，明哲保身；或沆瀣一气，同流合污，中饱私囊。而明清时期的雷州籍监察官中，几乎都是铁骨铮铮者，刚正不阿是他们共同的特征。如黄惟一，海康人，明初洪武年间（1368—1398）举孝廉，任河南道御史，“端谨廉介，始终不谕”，“介”即耿直刚强；李璇，海康人，“领永乐庚子乡荐，授教职，升知县，擢监察御史，廉毅有直声”；遂溪人陈贞豫，“历官监察御史，持宪体，有廉洁声，人不敢干以私”；徐闻人邓鉴，“由胄监历官侍御史，秉公执法，不避权贵，弹劾有声，时凛然惮之”。①
雷州籍州县官中，刚直不阿，执法必严者有：黄本固，海康人，明永乐二年（1404）登进士，知马平县（今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莅政清敏，性嫉恶，劾奏冯内侍，反为所构，削籍还。巡按唐舟等疏其无辜，寻起用，至省疾作，归，卒于家”②。内侍即宦官，服侍皇帝的奴仆，虽不学无术，为人所不齿，然而，他们“口含天宪”，利用皇帝的宠幸，常常胡作非为，庇奸害贤。明代是我国历史上宦官为害剧烈的一个时期。其所以为害剧烈，就因为宦官背后有昏庸皇帝的撑腰，有百官的阿谀逢迎，朋比为奸，使正气得不到伸张。然而，就在朝廷高官尚且巴结宦官唯恐不及之时，作为“芝麻官”的一县之令黄本固却敢于劾奏不法宦官，其“反为所构”是完全可以预料的。黄本固如此“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敢于斗争，将个人得失置之度外的精神是极可贵的。因此，黄本固受到乡人的敬重，“祀乡贤”。
明代雷州籍官员周德成亦是一位耿直不屈，执法严格的地方官。周德成，海康人，明洪武十三年（1380）以明经荐擢安徽休宁县令。任职期间，周德成勤于政务，“遇事立决，虽上之人无以易也。有丁蛮儿，故无赖，横里中，格杀小旗人，莫敢指。府询之不屈，下其事于德成。至，则俯首曰：‘公在，余尚何辞！’它邑中有冤滞者，悉借德成为白。其辨割牛舌即首私宰者，与包拯在端事相合。余如此类甚众。故时以为孝肃复生”。此丁蛮儿目无法纪，横行乡里，杀人无忌，府官审讯不肯招供，而县官周德成一审，即时认罪，是因为周德成“新官上任三把火”：他“单车至县，裁剸如流。邑籍民三万余户，里甲籍吏为奸，德成悉厘正之，民无所苦”，将县中那些损民利己的里甲、污吏治理得服服帖帖，不敢胡作非为，已树立了崇高的威望。因此，小无赖自知抵赖不过，唯有从实招供认罪。③
（二）兴利除弊，造福于民
州、县官常被民众称作“亲民官”，是因为他们是具体的施政者。他们施政之得失，关系到民众的切身利害，亦关系到国家、社会的治乱兴衰。如果他们在任期间，能为民众着想，兴利除弊，则民众便视之为衣食父母，敬之祀之如神明。在明清两代雷州籍官员中，这样的官员不乏其人。
如明代冯鉴，雷州卫人，领天顺三年（1459）乡荐，选授湖州府通判，“到任，首革粮长馈遗”，后补永州府（今湖南零陵县），“弥励厥守，一意革弊”；雷州卫人冯彬，明嘉靖四年（1525）举于乡，八年（1529）成进士，“任平阳令，以内艰去，补上海令，并有卓异声。上海六百里，繁剧最难治，彬至，汰杂征，省里费，覈诡寄，审粮役，俱深中窾”④。冯彬就任上海县令后，调查了解民情，果断地革除各项积弊，压缩贪官污吏舞弊以营私的空间，减轻了民众的负担，缓和了社会矛盾，政绩显著，故深受上海民众爱戴。还有：梁永年，海康人，“领天启丁卯乡荐，任湖广东安令，宽刑薄赋，振作士类，以治行称”；遂溪人洪彪，“由岁贡任长汀县丞，事上恪谨，御下精明，察物而吏不能隐，执法而民不敢犯，清军储，绝羡余，恪共乃职，民有‘冰壶秋月’之颂”；谢嘉言，遂溪人，以恩选任四川岳池知县，“治声卓溢，为时所重”；林汝听，遂溪人，由岁贡任湖广武昌县（今湖北鄂城县）丞，“发奸摘伏，却馈送，绝引援”；邓邦髦，徐闻人，“领嘉靖辛酉乡荐，任泗、灃二州知州，政尚清简，寓抚字于催科，诘奸摘伏，号为神君。凡州中利病，宜因宜革，力详上台，为民请命”。⑤
清代，此类雷州籍官员也不少，仅举二例以见一斑。如：海康人陈瑸在任台厦道期间，曾给朝廷上《台厦条陈利弊四事》疏，其中，第一条“招垦荒田以尽地利”、第四条“置学田以兴教化”属于“兴利”；第二条“严禁科派以苏民困”、第三条“弛铁禁以利农用”则属于“除弊”。二弊去除，既减轻了台湾、厦门民众的额外负担，又促进了台湾地区农业的发展。⑥陈瑸在台湾所革之弊，最大的一项应属革除官庄。所谓“官庄”，即官有田庄，是清朝统一台湾之初，因为地广人稀，版籍未定，台湾地方官于是广占肥沃土地，招民开垦、佃种。佃种官庄的农民既要交纳国家所定的赋税，又要缴纳“官租”，比只承担国家赋税的农民负担更沉重。陈瑸在《台厦道革除官庄详稿》中，胪列了官庄的十大弊害，请求朝廷准许革除。官庄的革除，“国与民两利”，对于缓和台湾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意义重大。⑦故陈瑸在台湾深得民心，台湾民众岁时奉祀，至今不衰。《民国海康县续志》亦谓：陈瑸“至之日，以兴贤育才、劝课农桑为先，兴利欲滋，去弊务尽，不惮繁剧之劳，寓抚字于催科。”⑧莫吾昭，亦海康人，任紫阳（今陕西紫阳县）知县，“县为浮粮遗累，多逋户，躬亲履亩勘丈，凡额存田荒者，申请题豁，渐以安集”。紫阳县大量田地已因故荒芜，而原所征收的赋税额并未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减免，照例均分摊派，由县民承担，民众不堪重负，纷纷逃亡。莫吾昭莅任后，亲自丈量田地，据实际田亩数量征税，使负担较合理，民众才逐渐返乡，生产得以恢复发展。⑨
振兴学校教育是雷州籍官员“兴利”施政中常见而重要的内容之一。他们都受过良好的学校教育，对于教育在治国安邦中的重要性有清楚的认识。曾任松江（今上海市）知府的冯彬，“至则兴学校，恤孤茕，政持大体，不事苛细，松江民无智愚皆戴之”；詹世龙，曾任上思知州，“兴学恤民，民戴之”⑩。
“除弊”除了革除政治之弊以及经济之弊以外，还包括革除社会风俗方面的陋俗以及平定动乱、安集流移等。
在今天，为充分发挥土地效用，国家倡导火化，禁止土葬；然而在古代，地广人稀，礼教受到重视，“入土为安”才符合礼教规范，而火化则被视为“伤风败俗”，必须纠正。冯彬为上海令时，当地“俗多用火化，有化人亭，彬见，立毁之，谕以率从礼葬”；儒家礼教重义轻利，重利轻义亦必须严禁。上海民间有见利忘义者，如有一妇女，美而贞节，“姑逼之淫，不从，遂与所私者共刃之。彬廉得其情，悉按以法，而表其妇之墓”。(11)清代遂溪人洪泮洙任福建休宁县知县，“政尚宽简，然事系风教，虽强御必力摧之”(12)。
明清两代，地方常有动乱发生，成为社会民生一大弊害。而雷州籍官员，在平定地方动乱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也多有人在。如李璇，擢监察御史，“景泰初，广贼黄肃养攻省城几陷。璇素负才猷，为时简拔，奉调士兵二万协同总兵官进讨，遂诛萧养”；罗绅，任郁林知州，“时值蛮贼肆虐，绅协同哨守相机却敌，城赖以完，招抚渠魁胡公威等三千余人，安置陆川诸属邑，贼遂屏息”；冯彬曾任职御史，“出按广西，大扬风纪，溪峒蛮獠莫不震詟，归化恐后”；詹世龙曾任平乐知县，“北陀背化已久，龙招服之，境赖以安，士民立碑纪绩”；莫天赋，明嘉靖年间除莆田令，“莆田自倭夷残破后，民无宁宇。天赋复旧时流移者数千计，食不甘味，竭意抚徕，民乃复集，各给牛种，迨二年后乃稍征赋”；后“出守大理，大理夷汉杂处，最难治。天赋因俗为政。郡有矿输，当事者按牒取盈，峒不堪命。力请裁减，得蠲额十之四，民以获苏，时比之召、杜”；邓士元，“以贡监授漳州司理，奉檄征剿倭寇，累战有功”，等等。(13)
不仅是雷州籍政官注重兴利除弊，为民造福，教官中亦有勇于除弊革新，为生员造福者。如詹世龙，明“嘉靖中由选贡任桂林府训导，教先德行。庚子科中广西乡试，转文昌教谕。时文昌以鱼课米折诸生廪饩，经年莫给。申请院道革之，至今士赖焉”(14)。
（三）善于启迪，振兴教育
明清两代，不少雷州籍士人入仕后被委任到各地府、县儒学任教官。他们尽职尽责，善于启迪，如春风化雨，对各地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此类记载在方志“人物志”或“乡贤志”中屡见不鲜。他们不仅教书育人，还慷慨捐俸，在生活上资助贫困的生员，事迹颇为感人。
如明代陈玄，徐闻人，“领乡荐任南海教谕，造士有方，从游甚众”；徐闻人钟世盛，“四任博士，有却贽捐俸之操，士类慕之”；徐闻人廖一儒，“以明经历下邳、凤阳、永丰、潮郡博士，所至咸多建立。捐俸济诸生之贫者，其有冤诬即力为昭雪，以故在在见思”；(15)陈大成，遂溪人，由岁贡授曲江训导，迁广西隆安教谕，“弟子贫者咸分俸济之”；陈王猷，遂溪人，“由岁贡任南雄府训导，课士有方，淡薄自持，诸生中有贫乏者分俸以济”；清代：谢朝辅，遂溪人，“由岁贡任和平训导，在官凡七年，与诸生讲论无虚日，绅士慕其学行，及告归，刻石以比甘棠之爱”；张卷墨，海康人，“由乾隆癸酉科拔贡充正白旗官学教习，任保昌学谕，调任崖州学正，……日与博士弟子孜孜讲学，从之游者，不啻坐春风中也”；陈蕃华，遂溪人，由岁贡任揭阳训导，“为敦本行，勤于督课”；黄斐昭，海康人，岁贡生，任增城县学训导，“司铎增城，殷勤训迪。解组，生徒有送之抵家者”。(16)一些雷州籍教官毕生在异乡从事教育工作，贡献突出，可谓“桃李满天下”。如清代遂溪人李实发，曾主遂良书院讲席，“训迪生徒谆谆，以德行文艺交修为勖”；“后任顺德教谕，升廉州府学教授。所至厚培人才，士林爱戴。年八十六，卒于官。诸生捐赀随棺至遂溪送葬”。(17)
此外，明清两代，担任各地教官的雷州籍人氏还有很多，如：
明代洪有成，遂溪人，由岁贡任浙江汤溪训导，转吴川教谕；罗章，海康人，领成化戌子乡荐，任袁州府学训导，“教养士类，亹亹不倦”；林凤鸣，海康人，领弘治甲子乡荐第七名，三历教职，湖广分考，擢国子助教；陈时亨，海康人，由选贡任广西恭城训导(18)；李璇，海康人，“领永乐庚子乡荐，授教职”；彭钰，遂溪人，“明敏博学，为诸生教授。高、雷之蔚起者多出其门”；吴桂馨，徐闻人，“博学敏悟，邑庠生推为儒宗”。(19)
清代海康人吴马期，由岁贡任始兴训导；海康人莫吾昭，康熙辛酉拔贡，“教习正红旗官学生”；郑林，遂溪人，岁贡生，任合浦训导；阮桂馨，遂溪人，由岁贡任始兴训导；黄镇东，徐闻人，领乾隆六年（1741年）乡荐，任香山教谕；陈国安，遂溪人，由岁贡任长宁训导；黄家栋，遂溪人，由岁贡任从化县学训导……这些教官虽然没有显赫事迹纪录，但他们尽职尽责、默默奉献于教书育人岗位，他们的功劳也是不可忽视的。
除了雷州籍教官尽心致力于各地教育事业发展之外，雷州籍政官亦多有重视教育者。如明代海康人莫天赋在任福建莆田县令期间，“诸生贫者或不能具冠服，辄捐俸给之”；海康人林凤鸣，曾“出判南宁，升道州守，为政兴学校，率孝悌，令誉赫然”。(20)清代海康人陈瑸在台湾任官期间，对于台湾教育事业的发展也贡献突出。他“又鼎新学宫，宫之旁建紫阳祠，每公余辄与诸生讲明格致、诚正之学，崇爻、山北称为‘海外邹鲁’”；海康人莫吾昭，“授紫阳知县，甫到任，即设义学，延师教士”。(21)
（四）廉洁奉公，两袖清风
官员大权在握而能不贪不残、清心寡欲，在高收入的今天不易，在低俸禄的明清两代就更显难能可贵了。然而，在方志“乡贤志”或“人物志”中，廉介寡欲、两袖清风的雷州籍官员竟比比皆是！
如明代海康人李璇，曾任知县、监察御史、江西按察司佥事，经手之钱财应不在少数，贪官污吏讨好巴结贿赂者当亦有之，然而，他却“廉毅有直声”，致政归乡时，“囊无剩物”；冯鉴，任湖州通判，“以公廉自矢”，后补永州府，“征收额外羡余，毫无所染”，“声誉赫然”，“闻母讣即行，郡守赆以金，比出境，封以还之”；海康人林凤鸣曾任国子助教、出判南宁、升道州守，“历任三十余年，清介不污，与方文襄同举于乡，比方入相，绝不通一札，人甚高之。致政归，行李萧然”；徐闻人郑时贤，领“岁荐任沙县令，政明达，秉性刚介，澹然自持，却馈裁蠹，民甚德之。未久以忧去，再补隆安令，有以私赂者纳货于食缶。时贤发而罪之，一邑辟易，目为神君”；骆效忠，徐闻人，“领万历戊子乡荐任郁林知州，为政清简，有‘一帘秋月’之称”；(22)海康人唐东鹤，由选贡任福建政和县（今福建政和县）丞，“致政归，宦囊如洗”；清代，海康人陈元起（陈瑸学生），“领康熙丙子乡荐，选永福县知县，之官之日，一仆相随，不携眷属。在任八年，案无积牍，门绝苞苴，及告病归，囊空如洗。福人醵金赆之，勉受十余金，余悉辞之”；(23)徐闻人何廷瑸，任邵武县（今福建邵武县）知县，“居官廉介，力剔衙奸，革陋规，邵人蒙惠政，讴思不置云”(24)。
在明清两代雷州籍清官中，清代海康人陈瑸的事迹是比较著名的。陈瑸进士及第后，授福建古田县令，“以廉能调台湾”；“寻擢四川提学道，一切陋规却弗受；调台厦道，旧例，有应得银三万两，悉屏之”，生活极清苦，积劳成疾，卒于任。(25)不仅雷州籍政官清廉者多，教官中清廉者亦不少。如徐闻人黄澄，“任沪溪训导，捐俸济贫，升全州，峻贽礼，官居二任，囊橐萧然”(26)；钟世盛，徐闻人，“四任博士，有却贽捐俸之操，士类慕之”；陈大成，由岁贡授曲江（今广东韶关市）训导，迁广西隆安教谕，“赋性倜傥，不干世利，课士之外，澹然一无所与……归家，囊中如洗”；洪有成，由岁贡任浙江汤溪训导，转吴川教谕，“诸生勤课之外毫无染指，时巡按特加旌奖，有‘盘惟苜蓿’之称。及归，行李萧然，吴人士至今思慕之”。(27)
二、明清两代雷州籍官员政绩官风良好探因
雷州籍士人林凤鸣在《送海康唐邑令序》中云：“欲知（县）令之贤，观之于民而已。苟贤欤，则政无不举，恩无不洽。在则民仰之，去则民留之，久则愈思之而不忘也。夫（县）令，古诸侯职也，于民为最亲，饥者赖以食，寒者赖以衣，疾痛呻吟者赖抚摩而扶济。苟非其人，在一日则为一日之害，推之惟恐其不去也，肯留之乎？”(28)封建时代专制制度容易滋生腐败，贪官污吏如狼似虎，劳动人民如俎上之肉任人宰割。然而，笔者发现，在明清时期雷州籍官员群体中，呈现另一种面貌：官员正直、清廉、能干、尽职尽责，默默奉献。而这正是我们当今时代追求的政治境界。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明清时期雷州籍官员群体治绩及官风优良作成因方面的深层探讨。依笔者浅见，其成因大约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考核奖惩制度的促使
明清两代统治者对吏治建设极重视，为防止官员贪残及庸懦无为，在制度上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监督及奖惩措施，促使官员任官清廉及有为。明朝开国之君朱元璋吸取了元代“吏治纵弛”而导致政治败坏以致引起农民起义的历史教训，认识到“不禁贪暴则民无以遂其生”之理，把惩贪奖廉作为整饬吏治的重点。洪武十五年（1382年），明朝改御史台为监察院，还设十三道监察御史110人，加强了对各级官吏的监督考察，并允许百姓赴京师控告贪官污吏，规定官吏贪污赃至60两以上者即斩首示众，还要剥皮实草。洪武年间，广东就有重要官员，如广东布政司参议刘允，因贪赃而被处死。这使官员上有御史监察，下有百姓举报，贪污难以得逞。以后，明朝历代统治者基本上都继承了明初既定的吏治政策。
明代末年吏治趋于败坏，导致明王朝统治土崩瓦解，这在清初统治者头脑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顺治帝曾说：“当明之初，取民有制，休养生息；至万历年间，海内殷富，家给人足，及乎天启、崇正之世，因兵增饷，加派繁兴，贪吏缘以为奸，民不堪命，国祚随之，良足深鉴”；并规定：“举廉惩贪，兴利除害，课殿最于荒垦，昭激扬于完欠，恪遵成法，以无负朕足国裕民之意，则督抚之责”。(29)督抚自然将为官廉洁、兴利除害、招集流移、垦荒种植等作为对所属大小官员的基本要求和政绩的考察内容。雍正帝即位后，同样锐意整饬吏治，清查钱粮，严惩贪污，并建立了“养廉银”制度，使各级官吏多能循规蹈矩，实心任事。清代，为了监督百官行政，促使吏治清明，推行了定期考察的制度，以定官员的升降奖惩。对京官的考察称“京察”；对地方官的考察称“大计”。“大计”三年举行一次，考察内容分为守、政、才、年“四格”，由藩、臬、府、县层层考察属员的表现，最后上报总督、巡抚。总督、巡抚经核定后注考，上报吏部。“四格”俱优者为“卓异官”，督、抚须将其事迹写于册上。对于地方的“卓异官”予以议叙：或纪录，或加级。合格者照旧叙用；不合格者则予以处分：或罚俸，或降级，或革职。此外还有所谓“六法”：一曰不谨；二曰罢软无力；三曰浮躁；四曰才力不及；五曰年老；六曰有疾。贪官和酷吏不在“六法”范围之内，可直接特参。(30)这样，就从制度层面限制了官吏的贪赃渎职，促使官员勤政为民，造福地方。
（二）官学教育重视品德及理学教育的熏染
明清两代雷州籍官员都是受过良好的官学教育，然后通过科举考试或地方荐举而得以入仕为官的。而明清两代官学教育具有一个共同点，即重视品德教育。如雷州籍官员詹世龙于明嘉靖中由选举授桂林府训导，就是“先正德行，后课艺文”(31)；荐举官员，品德优良亦为首要考察条件。明清两代，统治者都竭力推崇程朱理学，把它作为思想、文化、教育领域的统治思想，而程朱理学注重的正是封建伦理道德的灌输。明太祖朱元璋曾下令，学者（包括教官）讲学要“一宗朱子之学”；又规定：“国家取士，说经者以宋儒传注为宗”。朝廷组织学者编纂《五经大全》《四书大全》和《性理大全》，颁行天下，作为钦定的学校教科书。程朱理学被定为天下士人研习的基本内容，入仕显身的主要途径。清代亦编纂了《朱子全书》《性理精义》等宣扬程朱理学的著作，作为学校教育及士人研习的教材，科举考试亦以此为主要内容。陈瑸是清代著名廉能的封疆大吏。他在台厦道任职时，重视发展台湾的学校教育，其中就特别重视程朱理学的教育。志载他“又鼎新学宫，宫之旁建紫阳祠，每公余辄与诸生讲明格致、诚正之学”(32)。“紫阳”即朱熹，宋代理学祖师。在陈瑸看来，作为一个官员，德比才更重要。他说：“有过人之才而德或不足，则才未为珍。”(33)清代统治者一再强调士人“当学为忠臣清官”“出仕必作良吏”“不可干求官长，交结势要，希图进身”，并鼓吹“若果心善德全，上天知之，必加以福”。(34)
众所周知，程朱理学的核心思想是忠君爱民、清心寡欲，即所谓“存天理，灭人欲”。因此，明清两代学成于官学的雷州籍士人，多具有“守儒素，远势利”的共同品格。如海康生员林起鷟，“少笃学，有远志，声色货利泊如也”；陈治明，亦海康生员，“尝拾遗金，候其主来还之。主问姓名，不告而去”；徐闻人骆廷用，“黯然好修，恬于声利”；(35)清代遂溪人士陈正，岁贡生，“持躬谨肃”，“未尝驰情声利”；黄位倍，徐闻士人，“自守儒素，远势利”；(36)苏其章亦徐闻人，“从少读书刻苦，以科名自命……虽受禄渐积，富有家訾，犹甘淡泊，守儒素风特”(37)。如前所述，陈瑸是清代以“廉能”著称的雷州籍官员之一，深受朱熹理学思想的影响。他曾说：“予自小诵习朱子之书，虽一言一字，亦沉潜玩味，终日不忍释手。”朱熹所说的“分别义利二字，乃儒者第一义”及“敬以直内，义以方外”等言论思想，对陈瑸影响深远，使他认识到：“惟不好货斯可立品，惟不好色斯可立命。义利分际甚微，凡无所为而为者，皆义也；凡有所为而为者，皆利也”；“无纤毫容邪曲之谓直，无彼此可迁就之谓方”。38可见，陈瑸对于“义”“利”的严格区分，对于“方”“直”的执着，都与朱熹理学思想的浸染有关，而这些思想又影响到陈瑸日后的任官及施政，使他成为一位廉能而正直的官员。
（三）名宦、乡贤为政风范的积极影响
雷州为边陲之地，远离京师，监察不易。因此，自宋代以来，朝廷对于雷州地方官的选择较其他府县更慎重，必选擢品德优良且能干者而委任之。故自宋至明清，雷州涌现出了众多的“名宦”。他们共有的特点就是注重兴利除弊，振兴教育，执法严明，为官清廉。他们在雷州士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被雷州士民长时间奉祀。古代雷州有“四德堂”，奉祀的是宋代治雷政绩突出且为官清廉的官员——何庾、戴之邵、薛直夫等。何庾，“绍兴二十六年知州事，下车即讲求民隐，急于兴除，郡东洋田万顷，无水灌溉，庾相地宜，比潴特侣塘水浚之南下，导西湖水东注，开渠疏流，二水灌溉，变赤卤为沃壤，岁事丰登，民名其为‘何公渠’以志永思”；戴之邵，“乾道五年知州事，多惠政，先守何公凿渠引水，外无堤，咸潮时为禾害。之邵继之，沿海筑圩岸，建桥闸以泄水，并浚二渠之淤塞。自是外无咸潮，内有灌注，民享永利，名为‘戴公堤’。又迁郡学于城南府治西，自书《进学记》劝诫诸生，请张栻为之记，嗣是人文渐盛，郡人立思戴亭”；薛直夫，“嘉熙元年知州事，始辟试闱，增置贡士庄，立二苏祠，修理渠堤，建桥设市，振举废坠。始，雷俗不知医药，病则专事巫祷。公创立惠民药局，教以医疗，有仁者之政。去日，民建生祠祀之”。(39)
明清两代，这样的清廉而能干，深受雷州民众爱戴的名宦也有不少。叶修即为其中之一(40)。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十二月，叶修莅雷州任郡守。叶修此前曾在汉中任职，“卓越有政声”，而且名声远扬，人未至雷州，雷州士民已对他崇敬万分，“雷大夫、士、父老郊迎公。公下车款款，众心踊跃，私相庆曰：‘良二千石哉！’”如久旱逢甘露一般。叶修治雷期间，其突出政绩，一是关心教育：“越日谒学，进诸生与之讲说经义”；二是注重整顿吏治：“府事大小缓急靡不熟计，犹张目于衙役，谓此属易于窃弄，不可不严为更始。于是削其夥，逐其猾，以故役暇”；三是除弊政：雷州府原来为了祭祀，豢养了众多的鹿，“先是鹿众，日刍不下数十束，每束十钱，皆民力也。公曰：‘养鹿以供祀事，几于率兽食人。三县不祀乎？奚为不鹿，因分之而省其刍，由是无鹿病’”。叶修将府所养众鹿分散给下属三县，既解决了三县祭祀所需的鹿，又减轻了府城民众的负担；四是修筑城垣，抵御倭寇进犯，维持社会安定；五是为官清廉：“公需于造物甚廉，日噉食不数升，居恒笋鱼之外无鬻焉”。由于勤于理政，又生活清苦，结果积劳成疾。雷州士民为此心急如焚：“大夫、士、父老咸斋沐以请于帝曰：‘愿天早起使君，以为生民主！’晨起，以头抢地，几及血者无算，则穷乡深谷亦莫不然”。然而，叶修的病情还是不愈反重，不得不带病离任。雷州“大夫、士、父老百千拥门尼公，请不可得，又遮当道，白状留公”。叶郡守虽然治雷州仅半年余，“即能起疮痍而奠之衽席，其德于雷甚博，宜乎人人之去后思也”。雷州士民在叶修离任后为他建生祠以祈祷之，又勒石以纪其政绩。(41)
叶修是莅雷治绩显著而深得雷州士民人心的众多清官、能官之一。事实上，从宋元至明清，这样的“名宦”还有很多。古雷州有“四德堂”“十贤堂”“名宦祠”，供奉崇祀的都是品德高尚、刚正不阿、清廉能干、政绩优良而深得雷州士民人心的名宦。这些名宦有着共同的特点，即重视教育、兴利除弊、致力于维持地方和平、刚正不阿以及为官清廉。另外，雷州士人中，品德高尚、在异地他乡有政声者，亦受到雷州士民的崇敬，祀于乡贤祠中，“乡贤、名宦……朝廷旌之礼之，所以彰名德励后人也”(42)。这些名宦、乡贤成了雷州士人心目中的偶像，自然影响到他们入仕为官后的所作所为。明清两代雷州籍官员中，清廉而能干者众多亦属自然之事。
注释：
①②③④⑩(11)(13)(14)(15)(18)(20)(22)(26)(28)(35)（明）欧阳保等纂修：万历《雷州府志》卷十七《乡贤志》，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据万历四十二年（1614）刻本影印，第411—416页；第411页；第410页；第412页；第412—413页；第412页；第411—417页；第413页；第416—417页；第412—413页；第413页；第411—421页；第417页；第448页；第415—416页。
⑤⑨(16)(19)(21)(23)(25)(27)(32)(36)（清）雷学海修，陈昌齐纂：嘉庆《雷州府志》卷十六《人物志》，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据嘉庆十六年（1811）刻本影印，第417—421页；第424页；第419—431页；第414—422页；第423—424页；第417—425页；第423页；第423页；第427—428页。
⑥⑦(33)(38)(42)《奏疏·文章》，邓碧泉编选、校注：《陈瑸诗文集》卷1，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4年版，第90—92页；第98页；第26页；第121—122页；第88页。
⑧梁成久修，陈景棻续修：民国《海康县续志》（二）卷32《艺文志·邑侯陈公功德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285页。
(12)(17)（清）喻炳荣修，朱德华等纂：道光《遂溪县志》卷九《列传》，上海人民出版社编：《中国地方志集成·广东府县志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据道光二十八年（1848）刻本影印，第648页；第650页。
(24)(37)（清）王辅之修，骆克良等纂：宣统《徐闻县志》卷一三，《人物志》，上海人民出版社编：《中国地方志集成·广东府县志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据宣统三年（1911）刻本影印，第547页；第547页。
(29)嘉庆《雷州府志》首卷，《典谟志·御颁示赋役全书序》，据清嘉庆十六年（1811）刻本影印，岭南师范学院图书馆藏，第18—19页。
(30)（清）昆冈等撰：《光绪会典》卷一一《吏部·考功清吏司》。
(31)（明）陈大科、戴耀修，郭棐等纂：《广东通志·下》卷五六，岭南师范学院图书馆藏《人物》，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选编：《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第四十三册），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1992年版，第471页。
(34)稽璜等撰：《清文献通考》卷六九《学校考七》，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39)万历《雷州府志》卷一五《名宦志》，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383页。
(40)嘉庆《雷州府志》卷一八《艺文志·尚书王宏诲雷守叶永溪公生祠记》仅尊称其为“叶永溪公”或单称“公”，而避讳其名。查万历《雷州府志》卷六《秩官志》，可知明万历年间任雷州知府而叶姓者仅有叶修一人；再考同志卷一五《名宦志·叶修传》，谓：“任几一年，以病告归，雷人以不得久沐公惠为恨，祀于寇公祠左”，亦与“生祠记”所叙事实基本吻合，故断定其为叶修。
(41)嘉庆《雷州府志》卷一八，《艺文志·尚书王宏诲雷守叶永溪公生祠记》，据清嘉庆十六年（1811）刻本影印，岭南师范学院图书馆藏，第538—540页。
（作者单位：岭南师范学院法政学院历史系）
（责任编辑：梁晓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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