塘里水欢鱼跃、塘基桑果累累，这是最具珠江三角洲地区特色的“桑基鱼塘”生产模式。

珠江三角洲桑基鱼塘

　　珠江三角洲地区顺水而生，但在古代，每当洪水来临，农民辛苦种下的庄稼经常被冲毁。因此无论是建房子还是建果园，家家户户都要挖鱼塘以蓄水防洪。

　　明朝起，每年冬至前后，农民家家户户都把自家的鱼塘抽干，将塘底的淤泥挖出来堆在鱼塘旁筑基。次年春天，农民在塘基上种下桑用来养蚕，蚕粪便用来喂养鱼，桑、蚕、鱼、泥环环相扣，彼此间形成相互依存的生态循环链。通过这样的循环利用，取得了“两利俱全，十倍禾稼”的经济效益。这就是“桑基鱼塘”耕作模式。

　　桑基鱼塘基面和水面的“水基比”，大致为三七至四六开，既能取得更大的经济效益，又维持了水陆物质和能量转化的平衡。有句渔谚说“桑茂、蚕壮、鱼肥大，塘肥、基好、蚕茧多”，充分说明了桑基鱼塘循环生产过程中各环节之间的联系。在这个系统里，蚕丝为中间产品，不再进入物质循环。鲜鱼才是终级产品，提供人们食用。

桑基鱼塘——能量流系统

　　桑基鱼塘养的鱼非常讲究，以青鱼、草鱼、鲢鱼、鳙鱼四大家鱼为主。鳙鱼生活在水的中上层，主要吃浮游动物；鲢鱼也生活在水的中上层，主要吃浮游植物；草鱼一般生活在水的中层，主要吃水生植物的茎和叶；青鱼生活在水的下层，主要吃螺、蚌等水底动物。这四种鱼混合饲养能提高饵料的利用率，增加鱼的产量。

桑基鱼塘——种桑、养蚕、养鱼

　　清朝，广州一度成为全国生丝唯一对外输出港口，国际生丝需求促进了蚕桑业的发展。在南海九江、顺德的龙山、龙江以及高鹤坡山乡一带，当地农民纷纷“废稻树桑”，“桑基鱼塘”便迅速传到珠江三角洲中部、南部的番禺、中山、新会等地。据《广东新语》记载，九江“地狭小而鱼占其半，池塘以养鱼，堤以树桑，男贩鱼花，妇女喂爱蚕，其土无余壤，人无敖民，盖风俗之美者也”。而与九江毗连的龙山、龙江，也是如此。

　　这种古人的农作智慧，促进了种桑、养蚕及养鱼业的发展，提高了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益，带动了缫丝、丝织等加工工业兴旺。蚕桑业的繁荣还推动了珠江三角洲地区工商业的发展，使其成为近代广东最著名的蚕桑之乡、丝织重镇。“一船缫丝出，一船白银归”等民谚，反映了清朝珠三角地区商业之发达。

（陈启沅像）

（中国第一台缫丝机模型）

　　清代，顺德逢简村的丝织业非常繁荣，村民种桑养蚕，村内有30多个丝织厂，800多名工人，还有东西二市。到清代全盛时，以佛山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成为我国三大生丝产区之一，桑基鱼塘模式渐渐走向巅峰。

　　就在这样的大环境下，1873年近代民族实业家陈启沅在家乡南海西樵简村，创办中国第一家民族资本经营的机器缫丝厂——继昌隆缫丝厂，深深影响了这片土地的产业发展。如今，西樵镇有“中国纺织之乡”的称号，其渊源就是——这一片片桑基鱼塘。

　　以桑蚕丝为原料的的香云纱，也来自于桑基鱼塘。而珠江三角洲丝织业的发展得益于珠江三角洲蚕桑自然生产条件优越，一年可养蚕6至7次，比长江流域养蚕季节长3到4个月，蚕次多2至3次。

晒制香云纱

　　方塘万亩如镜，镜中青桑如缀。20世纪20年代时，佛山桑基鱼塘达100多万亩，约占珠江三角洲桑基鱼塘的一半，可谓“全民皆桑”。由于生丝的国际价格达到顶峰，每天运生丝到广州，回程运回白银，更有“一船生丝一船银”之说，佛山地区被誉为“南国丝都”，生活在珠江三角洲的农民也借机先富起来。桑基鱼塘促进了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为岭南文化传承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并成为岭南地区农耕文明的一大特色。

　　20世纪80年代，桑基鱼塘曾被联合国粮农组织作为农业循环经济的典范，在亚洲、非洲一些发展中国家试行推广。桑基鱼塘这种资源利用组合方式，是珠江三角洲地区人民对世界农业文明的一项重大贡献。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城市化、工业化的冲击，水产养殖面积增加，塘基种植桑树面积减少，取而代之的是香蕉、甘蔗、柑橘为主的果蔬，桑基鱼塘慢慢演变成果基鱼塘、蔗基鱼塘和菜基鱼塘，塘中养殖鱼的品种也越来越丰富，除四大家鱼，还有鲈鱼、鳜鱼、鳗鱼、鲷鱼、鸭嘴鱼等高档名贵鱼类，“桑基鱼塘”这种生态循环农业模式也得到了传承与发展。

　　《粤故事》之《桑基鱼塘》将和您一起，走进这一片片阡陌纵横的桑基鱼塘，见证沧海桑田的故事。